中华周氏联谊总会网站《中华周氏》www.chinazhou.cn宗旨:友谊、团结、振兴、和谐!

 找回密码
 请联系微信15979510086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开启左侧

[人物简介] 总会总顾问周瑞金简介

  [复制链接]
周奇 发表于 2009-2-13 22: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华周氏联谱》编纂委员会总顾问周瑞金简介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1989年至1993年任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1996年起兼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社长。2001年1月当选为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2003年当选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他是全国新闻界首批评定的高级编辑,曾受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上海科技大学新闻与人文科学系兼职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他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先行者之一,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胆略,执笔诤言,引爆一颗颗“地雷”,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系列,被誉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其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无论在中国的新闻史还是思想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2006年,他再次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尖锐批评了当时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都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其参加撰写和编辑的社论、评论有四篇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其中"皇甫平"署名评论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资料来源:1.《中国经济周刊》提供2.《人民网>>经济>>经济专题>>影响中国经济30人候选人物周瑞金

下图:周瑞金总顾问与海南省周氏联谊会名誉会长、原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周松在海口会议上交谈
周瑞金.jpg

下图:周瑞金总顾问与中华周氏联谊总会会长周时选在海口会议上交谈
周瑞金2.jpg

下图:周瑞金总顾问与中华周氏联谊总会会长周时选在西安会议上交谈
周瑞金3.jpg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3-9 17:28:15 | 显示全部楼层
周瑞金: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2009-03-01 南方网 
  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周瑞金(皇甫平),著名报人
  编者按: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目前的经济形势,当是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为此,著名政论家周瑞金先生继“皇甫平”四论改革系列评论、《改革不可动摇》等宏文之后,再撰长文,倡言应对经济危机更要锐意改革,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周瑞金先生独家授权本报刊发此文,敬请广大读者垂注。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据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
  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3-9 17:29:18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荡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
  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3-9 17:31: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试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的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
  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着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扑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实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3-9 17:32:59 | 显示全部楼层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伤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周瑞金
  1939年生,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
  (此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原题:《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周瑞金)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3-10 11: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周瑞金披露:陈良宇曾强闯邓小平住处吵闹
2008-04-03 21CN论坛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日前在最新一期香港《观察星》周刊上发表文章披露,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案下台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虽的骄横脾气从未改变,例如,在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到上海时,陈良宇就曾强闯邓小平下榻的宾馆。  
  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上海历史看,当过上海市委一把手而落马的,除饶漱石、张春桥两人由于政治野心膨胀原因之外,属经济上违纪违法落马的,陈良宇算是57年来第一人。  
  文章还披露了陈良宇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周瑞金指出,在1980年代,陈良宇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官员,有水平、有能力、有生气、思想解放、办事果断,在任上海市副职官员期间,确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干了不少有益的事。但人是会变的。他身上存在的弱点缺点,非但没有伴随他一帆风顺地升迁得以克服或遏制,相反是得到纵容和发展。  
  例如,陈良宇曾被外派英国进修学习,花了国家一大笔钱,理应完成学业,增强本领,不负民众期望。但为了赶在新一届上海市委改选中能排上位子,他匆忙中断学习,提前回上海就任新职。这无疑助长了他“非我莫属”的骄傲专横的意识。  
  文章还指出,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良宇的问题。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到上海,住在西郊宾馆。有天夜里,时任厅局级官员的陈良宇未经批准,就擅闯西郊宾馆打网球,遭中央警卫局人员阻拦后,他大发脾气吵起来。
  此事惊动了时任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吴打电话对他说,你有几个脑袋敢干这种事!当场把他斥了回来。这种胆大妄为的性格和行事作风,预示了陈一旦大权在握就自我膨胀的结局。
  周瑞金还指出,有关方面让没有经受地方党委一把手考验而又是早就发现其缺乏当党委负责人资质的陈良宇,拔了头筹,官运大亨,由副市长而市长,由市长而市委书记,到中共十六大召开,又跃然升为政治局委员,几个月之内“三级跳”,从一位副市长到忝列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列,不免让人质疑。  
  他在文章中称:“这真叫人看不懂,在1997年上海市委换届选举时市委委员得票最少的陈良宇,又有何显著政绩,有何官员民众口碑,五年后竟让他连升三级,成为中国政坛一颗闪亮的政治明星呢。其中,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官员用人体制上的痼疾和弊端呢?难道不值得党的组织部门认真汲取教训吗?”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4 23:39:16 | 显示全部楼层
皇甫平(周瑞金)不幸言中——越南已经走到中国前面去了
                      2009-03-16 08:53
  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还有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巨大优越动员效能,更有全中华民族同舟共济、有难同当的民族凝聚力。就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的震动尚未完全平息的时候,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又从中国的邻邦——越南传导过来,而这次“地震”对越南来说也是非同小可,因为这次“地震”是经济上的,而且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核心体系——金融,因为有人已经在谈论越南货币越南盾的“倒下”了,就像197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讨论其源头——泰国货币泰国铢的“倒下”一样,97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伴随着泰国铢的“倒下”而席卷整个亚洲的。
  曾几何时,越南的“改革开放”还在一片喝彩声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大声赞许中被世人瞩目的,2006年11月,美国著名主流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发表过一篇文章被广泛转载,叫做“南方之歌:越南革新使经济焕发生机”,据文章描述,“从1975年到1986年,越南进行了一次灾难性的斯大林主义集体化试验,将无数南方资本家赶进劳改营。”,然后,“在南方企业家的推动下,越南进行了经济改革,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0年来,越南经济的增长速度接近中国的发展速度。…如今的河内处处彰显着富足——进口车、咖啡店以及形形色色的店面。这里还住着来自南方的高层政治领导人,其中包括总理阮晋勇和国家主席阮明哲。…1991年到1997年,武文杰出任越南总理。其间,越南加人了东盟,并在他的推动下进一步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
  有意思的是,“越南领导人也都与时俱进。…‘许多领导人都曾在国外接受教育。’越南的农业部长曾在哈佛大学留学,教育部长拥有德国博士学位。总理阮晋勇的高级经济顾问武明,最先在苏联求学,后来又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1年,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在银行服务上陷人僵局,阮晋勇授权他代表越南在‘关键时刻’作出让步,为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
  越南在银行服务上对美国作出了什么样的“让步”,可能要由专业人士作出评判,但是,如今专业人士们要忙于判断越南的货币体系什么时候“倒下”,而越南盾的“倒下”会不会是煽动新一轮亚洲金融风暴飓风的“蝴蝶的翅膀”。
  据报道,越南通货膨胀率连续七个月达到两位数字的水平,5月通胀折合年率更高达25.2%,由此引发了当地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随着投资者转而投资黄金,股市也已崩溃。从外汇远期市场价格看,投资者预期未来12个月越南盾还将贬值40%。
  而此前的越南经济,却一直是“高速增长”的典范,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国家货币之一,越南盾一直处于小幅升值的态势。“小幅升值”居然引来了大量逐利的热钱,热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性,让越南股市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大戏,有人预测,从越南撤退的热钱,冲着中国股市来了,是否如是,拭目以待。但是,人们应该从中读有意思的还有中国的“南方之歌”,对于越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径,中国自诩“最好的报纸”南方报系们曾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2006年,《南方》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也可以说高歌了一曲“南方之歌”。当然,此次越南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暴,“南方之歌”也不甘落后,《南方都市报》6月8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由当年在人民网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知名网友”呙中校执笔,标题叫做“谁让越南从天堂到地狱”,其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经济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从农村承包制,国企改革,到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不难看出其中带有深深的中国影子。然而越南改革要比中国更快更开放,步子也更领先中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现在越南走到“地狱”了,草民更想起了一位比这位呙中校更为“知名”的人物,就是以皇甫平为笔名的周瑞金先生。
  在1991年发表的系列文章引发关注的周瑞金先生自诩“皇甫平”是意喻“受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又在2006年1月1月再次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次“辅佐”了一次“改革”。在越南金融危机发作的此刻。最为具有延续意义的是,也是在2006年,辅佐家在《观察星》上发表文章“皇甫平:越南改革值得关注”,被海内外媒体大量转载,文中的核心观点是【可以看到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走正路,出实招,迈实步,收实效的。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正当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的时候,中国国内却陷入了一片改革反思与纷争之中。就从这个意义上,越南改革不是很值得中国关注的吗?】,按照辅佐家的意思,2006年的“一片改革反思与导致了学生——越南,走到了先生——中国的“前面去了”。
  这还不算完,2007年2月《南方都市报》与辅佐家再次联手大谈“越南经验”,发表访谈“周瑞金回应第三次改革争论:应借鉴越南改革经验”,把“越南经验”上升到如何“回应”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的高度上,并且,辅佐家摒弃了邓公的“不争论”定义,说“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看来,辅佐家也认为要开始“争论”了,但在哪里“争论”呢?主流媒体辅佐家游刃有余,但也关注到网络平台,所以其《改革不可动摇》最先发表在网络页面上。辅佐家“争论”道【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借鉴越南的改革经验,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辅佐家这里谈的,主要是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是基础,辅佐家所说的“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当然离不开经济基础。照道理,上层建筑的改革,一是依托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离“南方之歌”的中外大合唱才过去了两年,离辅佐家再次说“学生(越南)走到先生(中国)前面去了”仅过去一年,“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的效果就初显了,那就是越南盾的被讨论“倒下”。
  草民记得,辅佐家的所谓“中国国内却陷入了一片改革反思与纷争之中”的一些问题,就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的反思,今天看来,这些反思不但必要,而且很及时,直到现在,反思的声音还是在网络平台上很顽强地发出。越南的金融危机的初显,是不是可以告诉人们,在金融开放的道路上,先发国家们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和设计的一系列“创富”游戏,对于后进入的国家,也许就是现实的或者潜在的“陷阱”,一旦深陷其中,就无法自拔,只能成为先发国家牟利的乐土或者转嫁危机的“堰塞湖”。比如,总理阮晋勇的高级经济顾问武明,2001年在“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在银行服务上陷人僵局,(总理)阮晋勇授权他代表越南在‘关键时刻’作出让步,为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这种“让步”当中,双方的利益和义务是否得到平衡,就很值得探讨,过度、过快的金融开放,热钱涌入,虚拟经济部门快速膨胀,是不是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人们还是应该惊讶于辅佐家皇甫平(周瑞金)的“名嘴”的威力,辅佐家提醒“学生(越南)走到先生(中国)前面去了”,抛开其政治体制上的内涵,仅看经济层面,越南的这一番“劫难”,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种“走到前面去了”,哈佛大学留学的,拥有德国博士学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越南高官和“智囊”们,怎么就没有对金融危机的前瞻性呢。
  辅佐家皇甫平(周瑞金)老拿越南说事儿,也许这次却被他“不幸言中”,“学生(越南)走到先生(中国)前面去了”,这回,据说“先生”(中国)也在关注这个“走在前面”的“学生”(越南)的教训了,看来,“前面”并不全是坦途,是悬崖也未可知,就像如果有人主张“小跑中的问题,要用四蹄狂奔来解决”,就值得深思了。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4 23:43:30 | 显示全部楼层
周瑞金再论思想解放 改革不可动摇
www.jfdaily.com 2008-2-28 14:14 

  来源:中国新闻网

image

                  周瑞金    中新社记者 潘索菲摄

  十七年前的春天,正当中国改革处于徘徊之际,“皇甫平”在上海滩上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

  当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作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与撰稿者,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两会前夕在上海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再谈改革时表示,中国改革还处于拐点,坚持改革不可动摇。

  从不愿再提“皇甫平”到《改革不可动摇》

  虽然在二00三年周瑞金曾对某媒体表示,“不愿意再提‘皇甫平’。”言语间透露出一种淡忘。但二00六年,“皇甫平”又一次携《改革不可动摇》重出“江湖”,再度引人瞩目。

  周瑞金说,原本认为关于改革的有关争论已经解决了,所以觉得皇甫平“恍如隔世”不必再提。但没有想到,二00四年又开始了关于改革的“第三场大争论”。这场郎咸平发动的大争论,抓住了中国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大做文章,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瑞金冷静地观察了近两年,到了二00六年一月才出来讲话。周瑞金说,当时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被认作是利益集团代表,在这场争论中处于被动挨打、无力还手的境地。这个时候,他感到非要出来讲话不可,所以就有了《改革不可动摇》。

  在《改》一文中,周瑞金并没有回避改革遇到的问题,他说,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解决。

  周瑞金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反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引发的问题。这种不彻底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特别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周解释说,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还在注重抓招商引资,没有转变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而改革到现在产生这么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变化。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获得解决,人民群众却对公共品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对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社会就业、民主权利、司法公正、信息对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惩治腐败等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周瑞金这样解释。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政府还没有思想准备,还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在抓招商引资和抓GDP,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没有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主体,切实向广大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社会公共品。结果,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周瑞金说。

  改革的三场大争论和两个阶段

  “围绕改革,在这第三场大争论前,中国还曾出现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第二次争论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周瑞金如是介绍。

  在周瑞金眼中,中国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十一年间,那是自下而上带有理想主义的改革,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束缚,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涌现了新事物、新探讨。

  经过一段徘徊,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进入到新一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到目前这一段改革,基本上是以利益调整作为主要目标,自上而下地围绕经济体制展开。“应当说这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经济发展也取得重大成果。”周瑞金说。

  “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发端于两次思想解放,两次思想解放又都是邓小平推动和主导的。”周瑞金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当时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开启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一腔,但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真正标志的,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如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则是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周瑞金说。

  正如大众所知,第二次解放思想运动发端于四篇“皇甫平”文章,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为主要标志,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四位一体”综合改革

  去年底今年初,从中国南部又一次传来了有关解放思想的声音,这股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声音正有愈演愈烈之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站在了思想解放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他和他的同事黄华华一起甚至在网上给网民拜年,欢迎网民“拍砖”。

  在周瑞金看来,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然要解决许多体制转型、社会转轨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改革。

  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思想解放: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力避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政治建设和改革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改革行政管理模式,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而要成为切实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上,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愚昧主义。

  ——在社会建设和改革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改革要注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改变政府统包社会事务的全能主义政治局面。

  周瑞金特别提到,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财政民主成为最为急迫紧要的内容。他所谓的财政民主,就是要实现政府财政透明,让国家的预决算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民众的监督权利首先从监督政府的财政开始,从税收政策制度,到怎样花纳税人的钱,这是利益调整中的大问题。“历史上罗马的城邦民主,就是从财政民主发端的。”周说。

  在周瑞金看来,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把中国人变成了“政治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把“政治人”转变为了“经济人”,引导大家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经济人”带来了一些问题,过分强调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下一阶段的改革要着重从“经济人”转向“和谐人”,把这些年来形成的“以物为本”的价值观真正转向“以人为本”上来。(记者 孙宇挺 许晓青)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4 23:4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周瑞金]文才可用 心术尤正
  2008年7月17日,周瑞金在广州做题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的报告。
  本报记者李向新摄
  30年30人
  周瑞金
  ■档案
  著名政论家,报人。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初,他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系列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2006年初,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次引起各界关注。
  致敬辞
  1991年,黑云压城,是他在浦江之畔发出春雷第一声。“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个意味深长的笔名,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预示着一年后南巡的突进狂飙。从官场退隐之后,他是改革开放中的“牛虻”,从SARS危机中呼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到撰写《改革不可动摇》,每当现实中种种“新的思想僵滞”成为改革拦路虎时,他就像一个按捺不住的江湖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
  周瑞金1939年出生,按照中国人算法,他今年已经70岁,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退休八年,他每日打坐,常感慨生命奥秘,仿佛已身在云端。他说静坐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双目似闭还开”,所以眼见风云变化仍然不吐不快,就像17年前他与施芝鸿、凌河一同扮作“皇甫平”,以4篇评论引发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一个报人,可以在历史三峡的拐点成为时局的瞭望者,不论是自我抉择的结果,抑或是被安排在这样的位置,都是幸运的;周瑞金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触底反弹的刹那发出声音,他足够幸运。
  批过毛主席也批过邓小平
  周瑞金1939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1962年,周瑞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解放日报》的群众来信组。一年之后,他就到了评论部。在评论部工作期间,周瑞金既写过三篇批邓的评论,也在上海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发言批过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批判邓小平,“1976年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有文件,我没有办法”;批判毛泽东,则是周瑞金收集了大量资料,分析毛主席最后20年当中的言论,看他如何把中国引导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
  一个是被迫附和,一个是主动思考,周瑞金在体制内扮演自己的角色有板有眼,但是也没有放弃一个报人应有的清醒和独立。
  从来敢开风气之先
  朱镕基曾经评价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1983年,《解放日报》领导班子换人,当副总编辑呼声最高的是周瑞金,但他在填写表格时主动承认自己曾经写过三篇文章批邓,结果只当上总编助理。
  拥有独立见解,并且“心术尤正”不怕影子歪的人,在办报的业务方面很容易开风气之先。1986年8月,周瑞金主持《解放日报》日常宣传工作期间,上海正好有个漫画展。《解放日报》美术摄影组组长选了一些漫画,想搞一期画刊。周瑞金选了两张,一张是画邓小平在打桥牌,打的是“四化牌”;另一张是画胡耀邦在指挥“唱新歌”。
  漫画刊登之后,引得其他报纸跟风的同时,也激起一些老干部不满,觉得这是一种丑化。一来二去,事情闹到当时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特意写过一个较长的批示,大意说,要考虑到我们民族的心理因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还是慎重对待为好。
  皇甫平文动天下
  1991年2月15日是羊年的大年初一,《解放日报》上有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这样写道: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评论的作者名叫“皇甫平”,从2月到4月,每隔20天左右,他陆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要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周瑞金是“皇甫平”之一,其他两位是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据周瑞金解释,“皇甫平”,就是“奉命辅佐邓小平”的意思,而他们认为,自己所奉的是人民之命。从此,这个名字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界碑,与“交锋”、“思想解放”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皇甫平的评论激起千层浪,支持者认为讲出了自己压抑已久的心声,反对者则抓住“改革开放到底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不放。一直等到第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整个公案才尘埃落定。
  皇甫平的文章如同南方谈话的急先锋,因此而卷起的硝烟纷争,成为改革开放承上启下节骨眼的背景色。周瑞金在这场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中,损失的是去香港任大公报社长的机会。“手续办了,飞机票都买好了,最后还是被卡住了。”
  制度比勇气更可贵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位置上退居二线,回到上海。周瑞金喜欢养花,也喜欢参禅、静坐。年近七十,多年修道,总该有点出世的潇洒了吧。周瑞金仍然喜欢一头扎进漩涡,2006年,他头顶“皇甫平”的名号再战江湖。从这年年初的《改革不可动摇》,到随后的《越南改革值得关注》,10月份针对上海社保案又是一连4篇时评。
  文动天下的同时照例是飞短流长随行。所幸的是,只有微澜,再无巨浪,也不会有上级领导决定周瑞金的前途,最多只是有人善意建言:内部发言就可以,不用公诸天下嘛。周瑞金觉得,这就是进步。他说,当皇甫平需要勇气,现在需要的是良心和识见。
  一生与报纸结缘,晚年却在互联网上四处出击。文章在网上发表,关注网络八面来风,随后在网上回应,周瑞金说:“网络自由表述的空间大,穿透力强”。
  本报记者 李月刚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4 23:55:03 | 显示全部楼层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引发一场思想交锋
  曾几何时,那些抨击“皇甫平”的“理论家”“政治家”,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有的连忙转向,写文章“防‘左’”了。在1992年年中,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以高票获得一等奖。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
  作者:周瑞金 (皇甫平)
  记忆的车轮将我带回17年前的春天。1991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成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人们看到,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是怎样兴起来的;看到历史伟人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历史重要关头,是如何拨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航向,开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主要目标的历史新阶段。
  邓小平发话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加上国外的经济制裁,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八九风波”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热浪。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精神,江泽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从1988年春节开始,小平与家人都到上海过春节。这一年是他第四次来上海过春节了。与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7年前听到这些话,我真的激动了好几天。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份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不仅是对上海说的,而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从“八九风波”以来,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也接着改变颜色。年底,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也垮台了。紧接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了,苏维埃联盟解体了。面对这个局面,国内有些人起劲鼓吹,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然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当时的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不久波兰发生了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接着,又发生触目惊心的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把五十多万党内外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后来,又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政治冤案遍及域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我深切感到,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确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谈话精神的传达,当时的激动和兴奋可想而知。《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4 23:56:44 | 显示全部楼层
“皇甫平”文章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负责人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出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7年前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后来被广为援引的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当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而“市场化”是批判的一个重点。这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但是,我们的文章丝毫没有提倡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意思,只是说不要对改革开放的举措乱扣“姓资”的帽子。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我们在文中对这段话展开了论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以每篇发表间隔时间20天左右,《解放日报》在头版重要地位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作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于是,“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90年代初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难忘的激烈交锋年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份量为主旋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道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媒体的驻华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确实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这一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说什么“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我们本想展开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以及我为什么不事前送审,以署名文章发表的考虑。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都没有对文章本身提出意见。后来,我们就遵照市委领导的意见,顾全大局,不与批评文章展开辩论。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一些媒体喧闹批判的时候,我国经济理论界发出了声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  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接着,江泽民同志又批评了当时新闻媒体只宣传他“七一讲话”中有关反“和平演变”的内容,而不积极宣传改革开放的问题,强调今后要着重宣传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我们就站不住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决定9月2日发表。9月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提前播发了社论摘要,其中两处提出对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江泽民同志看完电视,当晚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责成他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认为是高层领导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
  尽管如此,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到上海视察,仍然严厉批评“皇甫平”文章搞乱了全党的思想,好不容易统一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上来,现在提出什么“市场经济”,又把思想搞乱了。但是,有的中央领导到上海却又明确地支持“皇甫平”文章,他巧妙地说,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8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第二天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有一位市委主要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筑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要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而且上海其他报纸也已转载了。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年10月,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了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沪上一批坚持改革开放人士(有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对这份内参展开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年,我们力所能及地作的针锋相对的交锋。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4 23:5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音稀声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着这场思想交锋。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地视察南方,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1992年2月4日,又一个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又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文章,拉开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当时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各地报纸以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我们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侧重于鼓动改革开放不同,1992年则侧重于阐述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观点。我们以“吉方平”署名,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命运,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大不相同,为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尤其是被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中央知名大报所转载。
  曾几何时,那些抨击“皇甫平”的“理论家”“政治家”,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有的连忙转向,写文章“防‘左’”了。在1992年年中,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以高票获得一等奖。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特点、任务
  1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思想交锋,已有恍如隔世之感。原来我真不愿再提“皇甫平”了。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04年引发的那场关于改革开放的大争论,让我不得不在2006年1月再次出来应战,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提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面临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任务。新一轮思想解放如果说与前几次思想解放不同的话,主要表现在,以前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一次却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其次,以前侧重于还利于民,而这一次侧重于还权于民,即还公民以权利。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保证公民这些权利要求,包括对社会公共品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第三,以前思想解放侧重于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认识提高就行了,这次却侧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从法治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一方面树立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改变“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推进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所以,这一次解放思想要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上,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大大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特别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说16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天的思想解放,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同时,要改变“全能主义”政治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三者有机互动,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格局。社会体制改革,就要往公民社会体制前进,政府公务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社会公民行使基层自治权力,企业行使市场配置资源权力,这样三元构架各得其所,又相互联系,就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总之,改革在深化,各个体制在转型。经济体制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要向民主法治转型,文化体制要从垄断型向多元化转型,社会体制要从政府全能走向有限政府、社会自治。所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任重而道远。这都需要我们敢为天下先,不怕冒风险,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我心依旧:勇为改革舆论前驱
  作为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了40多个春秋的一名老兵,我心依旧。舆论一定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一定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这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热情参与,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态度。长期以来,我个人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当然牵挂于心。不断学习,领会精神,思考问题,结合社会实际,综合先进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吸取网络媒体等力量,挖掘思想源泉,提炼成一些个人的见解、看法,拿出来与大家讨论、切磋,为社会的进步奉献点思路、观点。我用平常心发表一己之见,每次发表后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骂声也不少,因为社会是多元化的,我都会坦然处之。关于这方面,我的信念是:“想自己的问题,写自己的文章,让他人说去。”这应该是一个媒体老兵应有的态度。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引用了古人箴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得很好。
  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我一定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大其心究天下之物,虚其心纳天下之善,静其心观天下之势,平其心论天下之事,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朝着这个目标,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周瑞金)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5 12:01:10 | 显示全部楼层
任仲夷“政改”思想值得重视
  作者:周瑞金
  任仲夷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一位老党员、老领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主政广东期间,思想解放,政绩显赫,频出新招,为全国改革开放作出表率,颇获邓小平的赏识。离开权力舞台后,还能经常看到他在媒体上议论风生,依旧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对邓小平理论领悟运用得颇为精湛。最近,我从《炎黄春秋》杂志上读到关山先生撰写的《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一文,感到是一篇触及时弊、发人深思的好文章。文章详细记录了任仲夷同志自2001年1月至2005年11月逝世前,谈论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思想和看法。
  任仲夷同志出生于“五四”时代,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是满怀为国为民求民主、求自由、求民族复兴而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有近70年党龄,饱尝革命风霜,历尽党内斗争的煎熬。因此,他在晚年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必定是他一生阅历、思考的积聚和表达,决非一般的泛泛而谈,浮光掠影。晚年,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那么专注,那么执着,决非偶然,而是他积一生体验和思索的一次集中迸发,是他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高度关切的深刻感受和政治交代。因此,任仲夷同志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值得重视,应当视作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坦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部分。
  为让更多干部群众了解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我拟从关山先生文章中,简明扼要地摘出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精彩的思想部分,供大家领会、参考和思索。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l 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3.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弓l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4.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
  5.“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6.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论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
  7.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最佳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这样的改革才能是成功的有意义的改良。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使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
  8.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但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简单地批“西化”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9.我们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议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
  10.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建国以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80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11.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一原则。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12.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以上十二条,当然概括不了任仲夷同志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全部,但可以说是他“政改”思想的闪光点,是集中他毕生从事政治工作的体验与感受,经过晚年比较客观超然的深思熟虑,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从中,我们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良心,看到一个老革命领导干部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责任心和一片赤子之诚。在中国共产党正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任仲夷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全党是有现实的启迪意义的。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09-4-15 12: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思想解放描绘出了怎么样的历史轨迹?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广东谋求破局的抓手在哪里?全国“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于3月14日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12位思想理论界顶尖专家学者为广东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如何破局建言献策。笔名比真名著名,名字始终与解放思想相联系的皇甫平(周瑞金)告诉我们:只有解放的思想才能推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离不开解放思想。今天本报刊登他的精彩论述,敬请垂注。
  历史走了这样一个巡回,路径选择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终于来到了广东。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从中国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
  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是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三十年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从北京发起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5月10日。第二轮是1991年2月15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发起第二次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一次第三波的思想大解放是从广东发起的,在海外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历史走了这样一个巡回,路径选择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终于来到了广东。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从中国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近代,真正放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就从广州起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都是从南方出发。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又杀出了一条血路:几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一枝独秀,珠海、汕头也搞得不错。所以,这一次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新的改革新的思想解放又发生在广东,从广东起兴,其是有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路
  回顾前两次的思想解放,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是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发生的。思想解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
  比如说第一次思想解放,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之后还是徘徊了三年,没有徘徊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是很大的问题。那时主要的思想障碍就是“两个凡是”,讲到底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教条主义,唯上唯书不为实,这才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能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才能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走出来,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才在后来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如果当初这一步不跨出来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再讲几十年
  说到第二次思想解放。时间到了1990、1991年的时候,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改革开放搞了十年了,这十年内我们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的政治风波又引起连锁反应,波及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1990年一个个倒台,先从德国推倒柏林墙、伦敦走向统一开始,接下来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把总统权力交给了新当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波兰就变了。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8月变局发生了8·19事件。国内外面临这样一个形势,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分析东欧、苏联的解体。不断地搞清理和政治风波有关的人和事,有的人重提阶级斗争,当时也处在思考中国走向何处的关口。
  这三年中国的经济正急剧的下降,到1990年增长率只有3.56%。治理整顿,加上外国制裁的因素,在这个情况下政治经济都没有走出阴影。舆论上是一片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肃杀之声,经济上是把个体和私有企业闹得倾家荡产。中国是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在向何处去?
  邓小平首先站出来,在1990年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找了相关的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明确提出来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要通过改革开放谋发展,不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区分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他明确提出,要走出历史的阴影唯有深化改革,而且要用大的招数来搞改革开放,认为上海浦东开发会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后来证明,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这是邓小平在上海过的第四个春节。但和前三次不一样,这一次他视察了企业、参观了工厂,还听取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言论。当时我看到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视察情况,他谈的是动了真情的。他说改革开放我们要讲几十年,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所以我一个人讲不行,全党都要讲。
  我当时感觉到小平同志绝对不是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员令。当时我还在解放日报,我们研究后就接连发表几篇文章,就是传达了小平同志1991年初在上海的讲话精神,这就是皇甫平的由来。
  皇甫平真相:意思是奉人民之名宣传邓小平的思想
  现在大家都说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其实这是以讹传讹。
  我来给大家解个密,我虽然是温州人,但是老祖宗是泉州的,我讲话还是讲闽南话。皇甫这两个字用闽南话念就是奉民的读音,我的意思是我是奉人民之名来宣传邓小平的思想的,叫做奉民之命。
  我用这个名字写了四篇评论。第一篇要做改革开放带头人,第二篇叫要有改革开放新思路,重点是阐述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是把市场和计划只看作是一种手段,而不能看作是制度区别的标准。第三篇讲了扩大开放尺度要更大一点,包括保税区、免除出口税等等一些实施,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否则我们就迈不出步伐。第四篇,我又写到改革开放需要各类人才。
  当时正处在关键时刻,有人很明确地提出要破除市场经济因为这是姓资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批判私有化和市场化。所以我一提市场经济,当时就遭来很多人的批判,1991年基本就在批判声讨声中度过。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我不敢设想后来会怎样。
  当时听了小平同志的话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我想起了1956年八大确定的方针,要确定社会主要矛盾还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在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后一切观点就改变了,就重提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来回搞了20年教训惨痛,改革开放搞了十年,到1989年却又迎来三年徘徊。徘徊以后,中国社会要往何处去?此时邓小平出来登高一呼,呼喊改革开放,终于明确了我们的方向,他特别提出来9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进入存量改革,进入国有企业改革领域,来深化各项事业改革。
  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次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在小平同志主导下推动的。第一次,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了一篇文章引发讨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就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第二次,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争论,最后定下来的标志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也有人提出,十五大前后有一次思想解放,就是指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十五大上一举突破公和私的矛盾,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方式,私有经济私有化也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到2002年十六大这十年是把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变成了现实,但它只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必然延续。
  政府全能主义亟待打破:中国发展又到了一个拐点
  时间又过了15年时间,改革开放推进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连续三年改革大争论甚嚣尘上,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对不对的话题,十七大召开前夕两封万人书上书中央,影响巨大。万人书里大批特批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直接矛头指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要讲那么一大段解放思想,具体就是针对这个背景,作出的直接回应。报告在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问题,包括了汪洋同志针对广东提到的几个尖锐问题,我总结为六大问题:
  第一,三大差别的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显著拉大。第二,社会管理严重滞后,社会问题严重成堆,包括社会治安,包括整个教育、医疗卫生,特别是2003年非典后看到社会管理的严重滞后。全国在县一级医院只有一台呼吸机,根本救不了人。在这个情况下,2003年总结了非典以后才提出科学发展观,才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相协调。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问题都非常突出,第四个是粗放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带来高污染,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一直没有转变。第五个问题是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环境受破坏、生态受污染。第六是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梳理这六大问题,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时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时需要新思想的解放。这个解放突破的是什么一种旧思想呢?我认为这种突破就像第一次是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姓资姓社,驱除姓资姓社的干扰一样,这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那么,今天要树立什么衡量是非标准的权威呢?我认为,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权威。回顾历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我们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这关乎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前两次解放思想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相比较走得非常缓慢,两者不相适应。上面提到的六个问题,最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职能,你不是服务主体,你根本没有想到连年增长的GDP、增加的财政收入是用来干什么的?专门拿去盖高楼大厦,把政府的机关造得很漂亮,老百姓住房却很困难,这是服务型政府吗?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不一样的地方。
  利益格局的重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
  那么,这一轮思想大解放有别于前两次的主要区别在哪呢?
  第一,前面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论证,这一次偏重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当然利益格局的调整更重要。第一、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清界线,不能完全按照毛泽东晚年讲的办,要走出新路,所以这个思想一解决,国家马上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路。第二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市场经济不是一定姓资,大家都可以干,迷雾破除后,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马上发展起来了,而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解决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
  第二,如果说前面两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那么这一次在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的是还权于民,要让民间组织有权利。政府首先还原成一个法治、服务型的政府,再深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还权于民的过程。还利于民和还权于民并举,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更多是从规制上,完善还权于民的规制建设。
  第三,以前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更偏重于制度创新,或者叫规制建设。现在要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要推动经济上的发展,转变方式都要从制度着手。
  既然涉及到利益调整,涉及到还权于民,涉及到制度创新,比前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决问题难度更大、阻力更大是必然的。今天面临新一轮的解放主要目标应该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强调四位一体,这是十七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总体布局是四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联系在一起。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今天从中央十七大提出来和新一轮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几步走,首先是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改革,真正从以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为主体,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现在对经济的微观干预这两年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民营经济更困难。这个行政管理体制,大部制提出来是新的,按照中央提出来的大部制改革是向法制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方面转变,我很担心,如果按照现在的大部制,能否有实效。
  我还记得当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吴敬琏提出来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不是财政没有条件、也不是政府没有钱,关键是九龙治水,比如两保基金,社会保障部要捞过去,而总工会、财政部等几个部门也都在抢这一块,所以搞得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没有建立起来,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
  政府这一块的公共权利、社会这一块自治的权利和市场创造财富的活跃权利,这三者还是要分开的,政府不能统包一切,不能还抱有全能主义的观点。如果说行政管理体制搞大部制走这一条路的话,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
  社会体制改革:根本在公民社会建设
  我特别要谈到四位一体中的社会体制的改革,这一次社会体制改革是以解决民生为重点的,这还不是很彻底的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社会自治权利建立起来后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才是社会体制改革的要义所在。目前民生问题很突出,各级政府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点提出也是符合老百姓愿望的,但是问题是民生问题是什么?各地是否理解透了?现在各个地方行动快得很,增加一点低收入人员的工资,免掉小学生的学费,增加点儿教育经费。医疗卫生也做一点修修补补的东西,这些是不是就是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了呢?我认为这是表面应付的东西,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首要解决的是以下问题。
  第一,首先要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不是说免一点教育收费,增加一点教育经费就是保障社会教育了。它是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我们不断地提我们国家要成为创新型的国家,社会要成为学习型的社会,教育体系就不仅是学校教育,不仅是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还需要一整套的国民教育,包括宪法教育和终身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
  第二,要真正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码条件。
  第三,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格局。现在贫富差距拉大,有的人总是想对富人不断加税,这就涉及到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理的、创造机会平等的分配格局,不是对富人加税或者增加低收入者工资能够解决的。
  第四,要建立一个为人人服务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机制。医疗卫生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是作为基本公共权利机构存在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
  第五,建立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体系。人人有房住不是人人住产权房,重点是增加低收入者的廉租房建设。这一点“两会”也很明确,这是很重要的民生问题。
  最后要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很重要,但是现在没有提出来。现在城乡的生活环境,安全食品等等问题,随着生态的恶化、空气的污染,怎么样为城乡老百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成为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还是回到历史中来。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把全国的人变成政治人,之前大家都在搞阶级斗争,妻子能揭发丈夫,儿子会批斗老子,惨象横生;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2008年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注投资创造社会财富。相对于第一个30年,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是经济人也带来一个问题,搞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浮躁急躁的情绪,激烈竞争的心态造成国人的精神问题众多,自杀的人很多。现在有种说法讲21世纪严重的疾病不是癌症,也不是心血管病,而是精神病患的增加。为什么?这就是浮躁社会环境造成的,缺少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单纯追求GDP、追求高享受,住房要越来越好,车子也要越来越好,工资也要比你高得多,不断地攀比,心浮气躁。
  回到眼前,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
  作者:周瑞金 原刊于《南方日报》 2008-3-17
周宗亲 发表于 2011-11-11 11:06:08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

本版积分规则

联谊总会|联谱编委会|网站手机版|小黑屋|中华周氏联谊总会网站《中华周氏》 网址:www.chinazhou.cn 邮箱:fjzhoufamily@126.com 地址:中国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五凤兰庭六期33—702信箱(350001) 站长:周奇13509383558;副站长:周显艳、周孟春、周山人、周英华

GMT+8, 2019-11-15 03:04 , Processed in 0.028034 second(s), 1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