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周朝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计存在约为791年，另一说是868年，两者相差一百多年，问题点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1] 周朝是中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袭封建王朝，其后秦汉开始成为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政府的大一统国家。史书常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另外，史学界通常所提到的先秦，主要指周朝，如先秦诸子中之先秦

       <<国语·周语下》说：“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史记·周本纪》记载，15王为：后稷——不窋——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组绀——古公亶父——季历——文王，上下两王皆为父子。《周本纪》说：帝喾之妃姜嫄，履巨人迹受孕生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而从文王上推15代只相当于夏商之际。周人早期居于今山西中南部一带，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县）。周人早先并无“周”的概念，氏族以定居的豳为国，国即是城。他们居住稳定，由游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离乡远徙。他们历尽艰辛，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就此产生“周”的概念。“周”字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后来演变为周字。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与商有了联系，为了保障部族安全，古公亶父与中原共主的商朝建立起稳定的同盟关系，卑事商王武乙，于商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统，特别是有关于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的整理，成为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概念。古公亶父之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他有三子，偏爱小儿季历。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为顺父意传位与季历，自身逃亡荆蛮，与当地本土氏族结合，后为吴国。而根据《竹书纪年》以及民国之后疑古派顾颉刚等人的看法，此时期的周国已经有了“翦商”的想法，吴国的建立则是打算建立西、南两个战略方向的结果。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不仅与商联姻，娶妻商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成为商王朝在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虽然关系密切，殷商却总是时刻提防著这股新生力量，周国、吴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家，特别是亲商的诸侯国。日渐强大的周与日渐衰落的商，还没有渡过蜜月期，就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责，进而相互征伐。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周商矛盾陡然加剧。西伯姬昌继位（周朝建立后尊为周文王）后，国力不足与殷对抗，固继续臣服于殷，为殷西伯。但殷商对周并不放心。商纣一度囚禁姬昌于羑里，并杀其子作为肉汤、迫文王喝下。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商纣，求得释放文王。文王归国后，谋商之心并无松懈。他一方面倡导发展生产，制定“有亡荒阅”之法律，大肆搜捕逃亡奴隶，防止劳动人口流失，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另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及密须、等小国，以固后方，接着东伐耆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又伐邘（即孟，在今河南沁阳），最后伐崇国，深入到商朝势力范围。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便迁都于丰都（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准备进取殷商。

历史：
            周朝建立：牧野之战文王死，次子姬发即位，率兵会盟军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前11世纪，周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商朝七十万军队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周军大胜，纣王于鹿台身被珠宝玉器自焚。商朝亡，周朝立。周武王在沣河东岸又建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东岸），丰镐二京隔水相望，有桥相连，并称丰镐城，即“宗周”，作为西周的首都。
西周的瓶颈与成康之治主：

          三监之乱和成康之治武王灭商之后，前1045年，实施封建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子受辛之子武庚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又封叔鲜（管侯）、叔度（蔡侯）、叔处（霍侯）为“三监”，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前1043年，周武王殁，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由周公旦辅政，前1041年。三监（蔡叔度、管叔鲜、霍叔处）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已出征，花了三年，于前1039年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周公旦命这些商朝遗民修筑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前1037年，洛阳城修筑完成。前1021年，周成王殁，子钊即位，是为周康王，前996年，周康王殁。前1042年至前996年四十六年之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2]，史称“成康之治”。

西周衰败及其灭亡：

       周康王死后，子瑕继位，是为周昭王。周昭王十六年，昭王亲征荆楚，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3年，周昭王还师渡汉水时溺死，全军覆没。其子满继位，是为周穆王，继位时年已五十。穆王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又好游行，以致朝政松弛。东方徐国率九夷侵周。穆王南征，联楚平乱，得胜。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大减。这一时期，西北戎狄渐兴。周懿王时，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人深为所苦。

      周厉王时期，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垄断社会财富及资源。为压制国人不满，周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杀。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暴动。前841年，中国（周朝）暴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穆公虎、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励精图治，政通人和，诸侯来朝得宗周。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衰象。宣王干涉鲁国君位承继，以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快。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败。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再惨败。

       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国人怨声四起；幽王三年（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幽王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与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於戏（今陕西临潼东）。前771年，西周覆亡。
东周：
     东周周幽王被杀后，申、曾等诸侯见目的达到，而此时郑、卫、晋等诸侯率领的勤王之师也已经赶到，于是申侯与缯侯与外面的郑、卫、晋等诸侯里应外合，大败犬戎，犬戎退走。申、缯、卫、晋、郑等诸侯立周幽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等王朝大臣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这样出现了二王并的局面。但是列国中绝大多数只承认周平王，而不承认周携王。周平王21年（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周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由于宗周遭到战火的破坏，同时犬戎虽然撤走，但是仍然在附近一带。于是周平王在秦、晋、郑等诸侯的护送下，迁东洛邑（成周）。东周开始。由于后世的史家往往又把这段时期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所以又称这段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放弃了关中地区，实力大不如前，不仅无力控制诸侯，还要仰仗诸侯们的供给，早期主要是郑、卫国和晋国，到了战国时期则是魏国和韩国。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仅留有“天下共主”的虚名。

             春秋时期，周王室还有一点号召力，到了战国时期，连一点号召力都没有了。周王室东迁，关中故地被西北的游牧民族所占据。当周幽王危难之时，秦襄公从秦起兵勤王，奋勇作战，杀退了犬戎，但是没能救出周幽王。但是秦襄公的英勇和忠诚得到了周平王的肯定，于是作为对秦人勤王之功的褒奖，周平王把岐周故地封给了秦襄公，把秦由周王室的附庸升格为诸侯，秦正式成为诸侯国。经过秦襄公、秦文公父子两代人的征战，基本上收复了岐周之地。

             东周开始后，郑国的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把持了王朝的大政。他们利用出任王朝卿士的有利条件，常常借王命大肆扩张，使郑国成为春秋初年一个强国，号称小霸。由于郑庄公公朝中的势力太大，而且常常忙于他在郑国的私事，很少入朝听政，即使入朝，也仅是装装样子，或者干自己的私活。这样引起了周平王的不满。于是周平王逐渐起用虢公以公化郑庄公的权力，这引起郑庄公的强烈不满。而周平王在很多事情又必须依赖郑庄公，因此不复不向郑庄公解释，于是发生了周郑交质的事件。《左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周王室与诸侯互换人质，是自己降格，后患无穷。前720年，周平王殁，周朝廷准备委任虢公执政，取代郑庄公。郑国在这年先后收割了温地的麦和成周的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到了前717年，郑庄公入朝，周桓王因为郑国擅自领军取用王畿的麦，不以礼接待郑庄公。郑庄公不满周王的做法，两年后（前716年）未有禀告周王便和鲁国交换领土 (该协议于前711年落实)，但同年又与齐国一同入朝。前706年，周桓王收回郑庄公在周朝的权力，郑庄公不朝见周桓王，于是周桓王组织联军攻打郑国，但被郑国击败。是为葛之战。此后郑庄公与周王室不再有大规模的接触。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 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民族各部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战国时期：
         三家分晋：战国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关于周朝的年代确定：

          西周年代学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史前史学者。自王国维以降，许多专家和业余爱好者进行了不间断的探讨和尝试，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不同学者得到的结果均不相同，众说纷纭，年代差距足足有一百余年[3]。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和对于已有资料的可靠性的质疑以及推理的非唯一性，所有这些结果均为一家之言。为确定周朝的确切年代，中国在1996年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但其报告简本在2000年发表后，其研究成果也引发了广泛争议。故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些争论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周朝的青铜器：
                周朝人口增加，铁器也更为普及，因而带动农业发展。商人地位提升以及铸币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艺术品市场，其中仍以青铜最为重要。青铜的应用不再限于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成为地位、财富、权力的象征。在周朝青铜器上发现长篇幅的铭文，现今都成为珍贵的中国早期历史记录。青铜装饰变得更为抽象，更多几何图形，色彩更为丰富，亦更常使用浮雕与镶嵌技术。[4]

国家体制国野之制：
          在商代情形一般难以确定。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形，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

          周初：周公东征和武装殖民周朝是由位于岐、渭至河洛之间的“小邦周”发展而来。成功取代“大邦殷”而有天下之之后，但势力并不能有效控制商朝所有的领土。原商朝大部分地区，其民众与周人无论文化还是其他方面，都很不相同。为了进一步稳固控制东方之土，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同盟淮夷的势力。东征胜利后，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周初这种分封，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这些重要的武装殖民据点主要有：齐、鲁、燕、宜（吴）、蒋等诸侯国。

国与野：

        周朝所分封之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新占领的区域后，首先是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样的据点称之为“城”，也称之为“国”。而“国”之外广大区域称之为“野”。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即乡遂之别。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野”的供给，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国野之分，亦带动国人与野人的不同政治地位。国人与野人同属平民阶层。

国人：

            所谓国人，就是居于国中之民，他们与统治贵族是同族，有较为疏远的血缘关系。周代之宗法制推行，由于按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顺序分封，最后总有人沦为平民。这样的平民就是称之国人。国人既与统治者同族，自然享有较多的政治权力。由于周代仍然残存大最的原始民主。

             因此在王朝和诸侯国中，国人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其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或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大凡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卫、宋、曹、陈、许或山东半岛的莒、纪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左传》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于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狄师还。“国人”不是统治阶级，无权染指王位，卫侯让位，只能让给“父兄于弟”，这本来是氏族共同体的现象，但是，凡国之事又要经过全体成员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众”即“国人”，“国人”反对，奴隶主贵族也无可奈何。这也是氏族共同体的残留习俗。《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三月，郑国贵族于如立公子，越一月，“郑人（即郑国“国人”）杀，立髡顽，子如奔许”。这种内政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卫国国君在外交上违背“国人”的意见而自作主张，就被流亡于襄牛，如果不从氏族社会遗习去看“国人”的行为，是很难做出充满的解释的。[编辑]野人野人，即居于野之人，亦称庶人。与周的统治阶层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来源是被征服的民人。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

           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庶人与“国人”之不同，在于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野人虽不能不参政，但是他们亦不是奴隶。野人与国人一样，都必须服役，而且亦与国人一样可以享受一定免役。但野人所服之役比国人要差许多。如兵役，野人仅负责军械的搬运等粗笨之活，以及照顾侍侯国人，他们多无参战之权力。但野人地位虽低，毕竟尚属平民阶层，他们平时生产和生活有自己的公社组织。周人在征服东方广大区域后，并没有破坏该地区原有之公社机构。

周庚捷 发表于 2013-5-10 18:15 历史： 周朝建立：牧野之战文王死，次子姬发即位，率兵会盟军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前11世纪， ...

国、野的区别：

         国人虽为平民，但他们有资格享接受教育，而野人则无受教育资格。国野区别的消失西周末期开始，国野区别开始渐渐消失。

           春秋时期乃国野区别消失加剧的时代。春秋时晋国“作州兵”与鲁国“作丘甲”都是促使了国野的消失。作州兵和作丘甲，目的都是让野人与国人一样当兵，从而扩大兵源。春秋中后期，国野的趋同，原乡存于国人中的“乡校”亦常见于野人之中。野人政治地稍有抬升，但更多则为国人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这就是孔子所叹之礼崩乐坏。

乡里：
            春秋时期，随着“国”“野”区别的逐渐消失，当时的公社形式也就逐渐发展到了“书社”阶段。“书社”是公社向地方行政单位之乡、里过渡的一种形式。

         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邻、里、乡、党的单位，乡下有党，里下有邻，但乡与里的关系，不甚清楚。当时的邻、里、乡、党，有时并列，有时交织，又时称邻里，时称乡党。这种互混，正是一种新制度产生时期的正常现象，并不足奇。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党“谓族类无服者”（《礼记·丧服》郑注），说明它是因族而成，族党关系密切，多相连称，是为有血缘关系之人组成之公社。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党之人多受牵连，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云：“尽杀奕氏之族党”。昭公二十七年又云：“尽灭郤氏之族党”。春秋以前也有邻里组织，它是以相邻的几家作为一个编制单位的。

        《周礼·地官·遂人》职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便是其例。西周时期的邻、里组织，主要分散在“野”里，它与“国”中的乡、党不同之处有政治等级上的尊卑，政治权力上的不同以及经济剥削上的差异，等等。但其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构的乡、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书社”形成之后，这种乡、党、邻里也就先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行政机构。不过，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保证这套行政体系的巩固，仍然沿袭了原来的血缘地域组织在内的约束力量及其形式和名称，贯穿以新的统治内容，从而改造为共赏同罚的隶属机构。例如，原来的“国”中仍有乡、党的单位，同样，“野”里仍有邻、里的组织。这是在公社残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新型地方行政组织的。

郡县：
        乡里产生，促进郡县之发展。乡、里本较郡县产生的早，当郡县还在边境出现时，乡、里已在中心地带形成，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县广泛推行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郡县制尚未形成前，在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而不是郡县。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不过早期的县大抵都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

           公元前627年，晋国胥臣荐举郤缺有功，文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94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大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随着春秋战国间政治形势的发展，郡县制便由边地向内地推移成为乡、里之上的一种机构。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奴隶与一般概念不同，奴隶在周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说周朝社会性质为奴隶社会并不准确。周代社会生产水平和方式决定奴隶的数量和使用范围都相当有限。而奴隶的用途，更多是用来祭祀。

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

        周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仅次于周王有师、保两大官僚。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

       中央政权中央政权有两大官僚系统，分别为卿事寮和太史寮。

卿事寮：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
           所谓“三事”，是指王畿内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诸侯事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太史寮：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其属官，根据《礼记·曲礼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称“天官”，这些官职来源可能比较原始，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六大之中，以太史为长。太史与太师、太保一样，都可称为“公”。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以六卿职守中的多数与宗教事务有着密切关系。中期以后的宗教职能在政权机构中逐渐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类的官职已不复见，这意味着政务官职机构的扩大、也说明西周王国的官僚机构有了发展。

地方政权：

          周朝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制。周王朝把王畿以外之地分封给同姓、功臣和先代后裔，授以不同的爵位，建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以拱卫王室。周初封国中，姬姓诸侯国数量最多，《荀子·儒效》篇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个新国。

         姬姓诸侯国中，多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为周公旦摄政时所封。出自文王之诸侯国主要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等；出自武王之诸侯国，主要有：邗、晋、应、韩等；出自周公旦之诸侯国，主要有：鲁、凡、蒋、邢、茅、胙、祭异姓诸侯国多为功臣、前代贤王和归附小国，主要有：齐、吕、申、陈、宋、蓟、焦、祝、杞、纪、许、楚等。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国，如越、英、舒、黄、江、息、徐、莒、奄、郯、莱、六、郧、孤竹、邾、缯、祝其、费、颛臾、鲜于等。他或过于弱小，为大国之附庸，如郯、颛臾等；或周初不承认周王室而遭到镇压，成为周王朝之诸侯国，如奄、徐等；或者实力虽有，但因各种原因并不周王朝所承认为有资格为独立诸侯国，如邾国。以上为周初封建之国，西周自康王之后分封逐渐减少，其主要分封之诸侯国主要有：郑、梁、秦。
      以上诸侯国中，最重要之诸侯国有：齐、楚、秦、晋，此四国于春秋之时发展成为一流强国。尤其楚、晋两国，春秋末期，有一统天下之势及能力者唯此二国。然战国初期，晋国轰然倒塌，一分为三；而楚国则自楚威王之后，虽挟灭越之威，但却风光不在，屡为秦国所败，国势日削。西周时期，畿内诸侯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畿外诸侯多称“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侯、伯当是爵位名称，西周时期称公的较为普遍，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周代真正的五等爵，有人考证就是被后人说的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这种说法虽尚有可疑之点，但大致不错。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

       《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

          周郑交质与“射桓王肩”，更让周天子之仅存之威严也亦丧失。然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为自己本国利益服务，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号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实则行扩张兼并之实。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魏惠王、齐威王曾有朝周之举，然亦是作秀，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

世卿与世禄：
           所谓世卿，是指在天子或诸侯之下之世族世袭享有卿的地位并且掌有政权者。

           如周公之职，直到东周中期仍然为周公旦家族所世袭，同样还有召公一职。这种世卿制度与民族集团互为表里，世代执政本于氏族共治之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世代把持官府，故曰：“弃官，则族无所庇”（《左传》文公十六年）。掌政的世族都要尽量把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一氏族的成员是不轻易排斥于权益圈之外的。所以，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由宁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是举族而言的。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之亲戚就是传统大氏族的后代。

         周初东征之际，往往有的儿子在外殖民建国，有的儿子留守王室辅政，此即春秋时代随武子所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左传》宣公十二年）。

关于周朝的史书及典籍：
*.《左传》，春秋三传之一。作者春秋末期史官左丘明。为编年体史书。
*.《公羊传》，春秋三传之一。作者战国齐国人公羊高。
*.《谷梁传》，春秋三传之一。由子夏口传，谷梁赤记录，成书于汉朝。
*.《礼记》，十三经之一。由西汉文学家戴圣编著。
*.《战国策》，多人编写，但大都无人可考谁主笔，非一时一地一人编写而成，至汉时已缺数卷，由刘向再度重编，至北宋时，仅剩廿一篇，由曾巩访诸士大夫家方编整完成。

拜谒华夏始祖黄帝陵　　　　桥山夜月聚神韵,　　　　沮水寒光透体凉。　　　　南谷黄花开晚节,　　　　北岩净石耐凝霜。　　　　龙湾晓雾迷长岸,　　　　凤岭春烟接暖岗。　　　　汉武仙台遗人宇,　　　　黄陵古柏茂苍穹。　　这首佚名诗，是对黄帝陵八景的概括。1、黄　帝　　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因生长于姬水，又姓姬。曾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县轩辕丘），所以取名轩辕。祖籍有熊氏，乃号有熊。因崇尚土德，而土呈黄色，故称黄帝。黄帝生于山东寿丘，逝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桥山。黄帝以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黄帝制兵器，造弓矢。他的妻子能养蚕，其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其臣大挠创造了干支历法，其乐官伶伦制作了乐器。我国后来能巍然屹立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这与黄帝的赫赫殊勋是分不开的。　　相传黄帝族原先居住在我国西北方，过着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当时，强大的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战。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请天女魃（音跋，旱神）下来相助。结果蚩尤斗败被杀。以后，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在今河北怀来县）发生三次大冲突。黄帝统率以熊、罴、貔（音皮）、貅（音修）、W(音初）、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族。之后，黄帝族进入我国中部地区,逐渐定居下来，开发黄河中下游两岸。黄帝有四妻、25子，其中14人共得12姓，子孙繁衍。历史上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帝系，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黄帝也是华夏季氏的祖先。2、黄帝陵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园，它位于黄陵县城北的桥山顶上。黄帝陵区约4平方公里，地处桥山，沮水环绕，群山环抱，古柏参天，四季青翠，环境幽雅。山下有条通山陵前阙门的神道,也叫登道。全长435米,宽5米,共277个台阶.参观者到达桥山山上，首先看见路旁立有一块石碑，上刻“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登道两旁,全为古柏覆盖.进入阙门,即到陵前,上面一座四角微翘的古典式祭亭，红柱绿檐，雕梁画栋，亭中一高大石碑,上书郭沫若受毛泽东委托而亲笔写的“黄帝陵”三个大字，笔力雄劲，字迹洒脱。祭亭后的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字。碑后即黄帝陵冢,位于山顶正中，陵冢高3.6米，周长48米。在陵前数十米处还有一高台。相传汉武帝征朔方还，在这里祭祀黄帝，并筑台祈仙，故称“汉武仙台”。　　黄帝陵称为中国第一陵，桥山黄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笔者注：在全国有多座黄帝陵，朱元璋派人全国实地察看，最后确定桥山陵为真正的黄帝陵。）从明朝开始，由皇帝派遣官员前来祭祀（明朝以前都是地方官致祭）。1961年国务院定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为“中国第一陵”，如今是朝圣旅游的胜地。千百年来，每逢清明，来此拜谒祭陵的人络绎不绝。3、轩辕黄帝庙　　桥山东麓的轩辕黄帝庙，建于北宋年间，轩辕庙里面有古柏和石碑等文物。轩辕黄帝庙呈四方形，庙门朝南，气势雄伟，门额上大书“轩辕庙”三字。庙院内有大殿，门额上悬挂着写有“人文初祖”四字的大匾（为程潜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手书）。大殿中间安放着巨大的黄帝牌位，上书“轩辕黄帝之位”。庙内有《诚心亭》,亭上有一对联：“诚朝圣地人文祖，心寄神州儿女情”。来祭拜者要在此正衣冠,不得喧哗。庙院内的“黄帝手植柏”，相传为黄帝亲手所植。巨柏高19米，树干下围10米，有谚语称它“七楼八扎半，圪里圪塔不上算”，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故称“黄帝手植柏”，距今已有4000 多年的历史了。另在旁边有一株高大柏树相传是汉武帝的“挂甲柏”，又名“将军柏”。庙内有一《碑亭》，内有碑石约50座，内容主要是历代帝王的御制祭文和当代伟人的题词以及历代修葺陵庙的记载。4、黄帝陵公祭礼仪已升为国家级　　从2004年起，公祭黄帝陵采用天子等级的青铜祭器。每件祭器均铸“黄陵祭器”四字，并予以编号。祭祀大院还列置天子等级的旗帜。新祭祀大典将增加祭祀乐舞，这是以往祭祀中没有的。据了解，祭祀乐舞名为《轩辕黄帝颂》，共分“风调雨顺、百兽率舞、中华鼓魂、乘龙飞天”四个篇章。　　从2005年起，黄帝陵公祭礼仪正式升格为国家级，每5年设大祭。去年年初，规模宏大的黄帝陵祭祀大殿已建成投入使用，祭典程序明确为12大项，时间约35分钟。按专家建议，在整个典礼中，参祭人着正装，主持人着汉代祭服。

周庚捷 发表于 2013-5-15 01:32 拜谒华夏始祖黄帝陵　　　　桥山夜月聚神韵,　　　　沮水寒光透体凉。　　　　南谷黄花开晚节,　　　　北岩 ...

订阅鲁国创始者周公旦，因此鲁国的主体民族是周族和当地的夷 族组成。鲁国，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之一。姬姓，侯爵。武王伐纣，歧周代商。武王发封其弟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鲁公之“公”并非爵位，而是诸侯在封国内的通称。鲁公即鲁侯。周公旦不去赴任，留下来辅佐武王，武王死后辅佐周成王。其子伯禽，即位为鲁公，而淮夷、徐戎作乱，伯禽作肸誓，平徐戎，定鲁。鲁国先后传二十五世，经三十六位国君，历史八百余年。国都曲阜，疆域主要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之一隅。 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6)，鲁亡于楚，历时900余年。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杀纣灭商后不久，即封周公旦于鲁，都曲阜。周公旦因辅佐天子，未能就封，乃由嫡长子伯禽前往就封。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国的政治地理架构是军国架构，由天子之师的行军序列转化而来。征战天下的过程中，天子之师的野战行军序列是：前军，由太子统领；中军，由天子统领（天子兼领前、后军）；后军，由庶长子统领。得天下后，没有了野战，天子之师的前、中、后三军随即转化为东南军区、中部军区和西北军区。天子本人驻跸中部军区（河洛地区），太子驻节东南军区（总部设在曲阜。），庶长子驻节西北军区（总部设在幽燕地区）。黄帝时代就是这样的体制（黄帝长子青阳驻节“铸”，在曲阜附近。注意黄帝元子的名号“青阳”本义为“东方”；黄帝庶长子夷鼓驻节幽燕，在涿鹿一带；黄帝本人驻跸河洛地区的新郑）。少昊时代颁布的二十八星宿，有名为“心”之宿，有三颗星：心前星（心宿一，东起第一星）、心中星（心宿二，东起第二星）、心后星（心宿三，东起第三星），依次另名为“太子”、“天王”、“庶子”。拿黄帝父子三人的驻地与心宿三星比较，就知道两者在方向和名称含义上是大体一致的。为什么要实行军国体制呢，因为远古时代中国大地上部族众多，文化差异大，不容易实现民族融和，武装叛乱时常发生，天下不能长治久安，故需要将野战部队转化为军区部队，以各保一方平安。灭商后，东夷集团成为周王室最大的政治对手，所以，周王室沿袭黄帝的做法，武王代文王，驻守河洛地区；周公代太子，驻守曲阜地区；召公是文王庶长子（据《帝王世纪》所记），驻守幽燕地区。因此，鲁国实际上是周代的东南军区，燕国是周代的西北军区。这一历史事实的文献记载是：公羊隐五年传：“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事实上，“鲁”的本义是“鱼儿摆尾”。因为凡从鲁之字都寓有这个含义。如橹：舟船尾部一种推动船体前进的船具，系仿生自鱼尾，使用时左右摆动，像鱼儿游动时的摆尾。亦可写作“艪”等（详细说明请参见本百科词条“鲁”） 另外，与“鲁”相关的词汇中，鲁字皆有“任性”之义（因为鱼儿摆尾是它们的天性），如“鲁莽”（任性草率）、粗鲁（粗野任性）、“鲁直”（任性率直）。所以，周公旦之所以封鲁，是武王希望他游进东夷集团这个“大海”，发挥鱼儿摆尾的天性，左右扫荡敌对势力。所以，“鲁”就是扫荡东夷敌国的意思，与其东南军区的职责相吻合。周公摄政　　西伯昌之子，以发、旦最贤。发即周武王，旦即周公旦。　　武王得天下，封大弟旦于曲阜，是为鲁公。旦不就国，留周以辅佐天子，是为周公。史称“周公旦”。　　周公旦之功，不在鲁，而在周。　　武王伐纣之后，天下仍未归心，武王却得了重病。群臣恐惧，太公、召公想到文王庙为武王占卜运势。周公旦说，且慢，不能以此困扰先王。于是他设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嫡长子孙发，勤于政务劳于国事，不幸重病；如果列祖列宗因为上天的旨意而不能为王发消灾解难，那么请以我来替他受罪吧。祷告之后，才去占卜，卜得“吉”，而武王发病情好转。鬼神之事，暂且不谈，而周公之用心，可谓良苦。　　武王发崩，太子诵年幼，尚在襁褓。周公旦担心武王崩而天下诸侯叛乱，于是摄行君权。　　武王的弟弟们见此，都说周公旦肯定要对太子诵不利，想自己当天子。周公旦一看，不得了，舆论的力量无穷啊，于是立太子诵，是为周成王，而他则辅佐成王，让自己的嫡长子伯禽到鲁国担任国君，以为屏障，防御东方徐戎、淮夷等蛮夷。　　武王发的弟弟管叔、蔡叔疑心周公旦，就跟商纣王的后代武庚一起发难，想除掉周公旦。与此同时，东方的淮夷、徐戎果然叛乱。齐太公、鲁公伯禽发兵镇压， 顺利把淮夷、徐戎给镇压了。而周公旦挟天子之师，也平定了管蔡之乱。　　周公旦摄行君权多年，营造雒邑，于是迁都雒邑，是为成周。　　周公旦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位高权重也难免惹人非议，传说成王年长，周公归政之后，周公因为担心成王清算他，逃到了楚地。不过成王知道周公旦劳心劳力也是为了周王朝罢了，也就迎他回来。　　周公旦薨，而还没到收割的时候，暴风挟雷，把禾都扫荡干净。据说这种天象在武王发崩的时候也出现过。于是查阅记录，发现了前文所说的周公祈祷以己代武王受难的记载。成王很感动，于是下令，让周公旦的鲁国拥有郊祭文王的资格，可以奏天子礼乐。西周强藩　　周王朝历来有厚同姓、薄异姓的国策，而周成王赋予鲁国“郊祭文王”、“奏天子礼乐”的资格，不仅仅是对周公旦功劳的一种追念，更是希望作为宗邦的鲁国能够“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这是鲁国在政治上的优势。　　伐灭管蔡之乱，平定徐戎之叛，鲁国得到“殷民六族”。而本来是王族的殷商之民，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善于发展经济（商人的称呼，就是来自于殷商之民）；而鲁国地处东方海滨，盐铁等重要资源丰富。这是鲁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　　鲁国历经鲁公伯禽、考公酋（系本作“就”，邹诞本作“遒”）、炀公熙（一作怡，考公弟）、幽公宰（系本名圉）、魏公晞（幽公弟）、厉公擢（系本作“翟”）、献公具（厉公弟）、真公濞（本亦多作“慎公”），一直都是周室强藩，震慑并管理东方，充分发挥了宗邦的作用。此时的鲁国“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其国力之强，使得诸夏国人和夷狄之民“莫我敢承”、“莫不率从”。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春秋，彼时曹、滕、薛、纪、杞、彀、邓、邾、牟、葛诸侯仍旧时常朝觐鲁国。长幼之乱　　历史上，鲁国有过几次废长立幼、杀嫡立庶的事件，始作俑者，或者可以追溯到周宣王。　　鲁真公薨，其弟敖立，是为武公。武公有长子括、少子戏。　　武公九年，武公带着两个儿子，西去朝拜周宣王。宣王很喜欢戏，于是作了件荒唐事，他要立戏为鲁国的太子。王的卿大夫樊仲山父就说，这个废长立幼，不合规矩。不合规矩而您一定要做的话，日后鲁国一定会违背您的旨意。违背了您的旨意，那就是要讨伐的。不讨伐的话那对您的威信有损。要真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大家都不好。您看，是不是别下这个命令呢？　　周宣王很不满，现在谁是天子啊，他不顾重臣意见，下了命令就立戏为鲁国太子，日后当鲁国的国君。鲁武公有点郁郁不乐，回到鲁国后就死掉了。于是太子戏立，是为鲁懿公。　　果然，懿公被他哥哥括的儿子伯御带着鲁人干掉。伯御安安稳稳地做了十一年鲁国国君，最后被周宣王发兵给伐灭了。（古时候交通不便的缘故？因此那么久了周宣王才知道？此事，存疑。）　　周宣王把伯御给诛杀了，就立懿公戏的弟弟称，是为鲁孝公。那个时候起，周天子的威信日益下降，而诸侯国弑其君的事情时有发生。隐公居摄　　鲁孝公薨，子弗湟立，是为惠公。　　鲁惠公的元配没有生子就死了，妾室声子倒是帮他生了个儿子，名叫做息（一作息姑）。后来，惠公听说宋国有个女子生来手掌就有“鲁夫人”的纹状，于是就把她娶回鲁国，是为仲子。仲子为惠公生了个儿子，名叫做允（一作轨）。因有“鲁夫人”的纹状而娶之，隐隐有立她为夫人的意思，则她的儿子允就有可能当太子。　　惠公没有立太子就死掉了。年长的公子息颇得鲁人的拥戴，于是他学当年周公旦那样，摄行君位。但是又担心其他人不服，于是立公子允为惠公太子，说是等他长大后就把政权返给他。历史上把公子息称作“隐公”，所谓隐，也就是假、非正式之类的意思，表示他不是国君，但是实际上就等同国君。这也是鲁国跟其他诸侯国所不同的一个地方。　　隐公时期，卿大夫羽父位高权重，逐渐掌握实权。但是羽父权力欲望太重，渴望与国君平起平坐，何况隐公甚至还不是名义上的国君。羽父就对隐公说，要不您立我为太宰吧。所谓太宰，那就是周天子的王室正卿，就地位而言，跟诸侯平起平坐。隐公不答应，推托说自己又不是鲁公，不能做主。羽父说，其实太子允没什么势力，您德高望重，不如顺势就即位好了，我帮你解决掉障碍。隐公震怒，“我之所以当这个家，是因为看到允年幼，担心人心不稳才勉强顶着众人的唾骂来做这件事。本想等到允长大了，我就到菟裘之地养老去。你瞧你说的什么话啊！”　　羽父被弄得一愣一乐，敢情人家不想夺位？他担心太子允知道这件事，于是急匆匆跑到太子允跟前，来个恶人先告状，谗言隐公想要霸占权位，不会让允掌权之类的话。太子允心想这还得了，于是授命羽父把事情给解决了。羽父就派人弑杀了隐公。三桓兴起　　鲁桓公初期，羽父还挺有权势，但是到了后来就不见经传，或许是桓公疏远了他也未可知。　　鲁桓公有庶长子庆父、太子同、公子牙、公子友。庆父、叔牙、季友的后代分别是孟氏、叔孙氏、季氏，合称三桓。　　三桓为孟氏、叔孙氏、季氏，而非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以往有众多学者认为孟孙、叔孙、季孙皆为氏称，实误。“孙”为尊称，对于孟氏和季氏，“孟孙某”、“季孙某”仅限于宗主的称谓，宗族一般成员只能称“孟某”、“季某”。所以，“孟孙”、“季孙”并不是氏称。考之《左传》，只有“孟氏”、“季氏”的字样，而无“孟孙氏”、“季孙氏”的字样。叔孙氏的情况比较特殊，起先为叔氏，后来公子牙（字子叔）之后立叔氏，原来的叔氏改称叔孙氏。　　祸起孟任　　桓公薨，太子同立，是为庄公。庄公夫人哀姜，哀姜娣叔姜为庄公生子开。　　庄公晚年，筑高台，看到大夫党氏的女儿孟任，很是欢喜，就跟着她走。最后，庄公许诺说立孟任为夫人，如果她给自己生了儿子，就立为太子。（这个庄公也真是个妙人，追在姑娘家身后走，活脱一个情窦未开的傻小子，还愣愣地说你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很好的，你要是生了儿子，我就让他当国君。）　　孟任生般（一作“斑”）。庄公想立般为太子，又担心其他臣子有意见。再者，鲁国一向都有“父死子继，兄死弟及”的传统。到了庄公三十二年，庄公病笃，又想到立太子的事情，就询问自己的兄弟叔牙、季友。叔牙说庆父有才能，隐隐有选贤任能，你死了就立庆父的意思。季友则说就算死也要立公子般。于是，庄公让季友派人赐鸩酒给叔牙。叔牙饮鸩而死，立其后为叔氏，后改称叔孙氏。庆父之难　　庄公立般为太子，而季友辅佐。　　叔牙死后不久，庄公薨。于是季友立太子般为国君，为庄公治丧，因此尚未正式即位。而庆父发难，派人弑杀了在党氏居住的鲁公般。季友惊慌之间，逃往陈国。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一向都有私通，因此发难之后，他立哀姜陪嫁的叔姜之子，公子开为国君，是为鲁闵公（一作湣公）。庆父立闵公之后，跟哀姜私通得更加厉害，但是始终觉得有妨碍，就想把闵公给杀了而自己当国君。齐国仲孙湫就预言“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的孔子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闵公二年，庆父派大夫卜齮袭杀闵公于武闱。季友听闻，自陈至邾，接庄公妾成风之子申，请鲁人以其为国君。庆父忧惧，出逃到莒。于是，季友送公子申入鲁，并重金贿赂莒人，抓庆父回国。庆父请求让他出逃，季友不肯。于是庆父自杀。立其后为孟氏。　　关于孟氏，《春秋》又作仲氏。因为当初庆父虽为长兄，但为了表示君臣之别，于是自称仲，史称共仲。实际上，当时的人都以其年长而叫他的后代为孟氏。　　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史记作“厘公”）。僖公元年，季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季友为鲁国相。季友相僖公，执政多年，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鲁人作《诗·鲁颂》称赞。僖公十六年，季友卒，谥成，史称“成季”，其后立为季氏。公卿争权　　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九位鲁公在位期间，作为卿家的三桓与公室争权夺利，尤其是以季氏的执政与公室的反击最为激烈。　　成季死后，庄公的公子遂（即襄仲）及其儿子公孙归父相继掌权，是为东门氏执政时期，而孟氏一度被东门氏赶出鲁国。然而，成季的孙子季孙行父（即季文子）利用三桓的势力，开初税亩，使得私田兴起，而“隐民”剧增，获得鲁国平民阶层的人心。公子遂杀嫡立庶，以公子俀为国君，是为鲁宣公。　　宣公发现三桓日益强盛，同时有民不知君、只知三桓的说法甚嚣尘上，于是他“欲去三桓，以张大公室”。他与执政的公孙归父商量，是不是起兵灭了三桓，但是国人明显倾心于三桓，使用国内兵马或许不妥。于是，公孙归父前往晋国借兵。可惜公孙归父还没成功搬来晋国军队，宣公就死了，而季文子趁机发难，备述襄仲当政时的弊端，斥责他“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坚事齐、晋”，使鲁国没有强援。鲁国司寇表示愿意随季文子除乱。公孙归父听到这样的消息，连忙逃到齐国躲起来。季文子开始执政。从此开启了季氏祖孙几代人的执政专权之路。　　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辅佐鲁国文宣成襄昭定六位鲁公，位列三卿之首，独专国政。　　季武子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从不同角度削弱公室的权力：　　襄公十一年， 增设三军。季武子、叔孙穆叔、孟献子分三军，一卿主一军之征赋，由是三桓强于公室。当年，周武王封周公旦于鲁，按周礼“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鲁有三军。自文公以来，鲁国弱而从霸主之令，若军多则贡多，遂自减中军，只剩上下二军，属于公室，“有事，三卿更帅以征伐”不得专其民。季武子欲专其民，遂增设中军，三桓分三军之民。　　襄公十二年，三桓“十二分其国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国民不尽属公，公室已是卑矣”。　　昭公五年，季武子罢中军。四分公室，季孙称左师，孟氏称右师，叔孙氏则自以叔孙为军名，“三家自取其税，减已税以贡于公，国民不复属于公，公室弥益卑矣”。　　公室奋起反击，昭公二十五年，在郈昭伯、公若等人的劝说下，鲁昭公发兵伐季氏。而孟氏、叔孙氏认为唇亡齿寒，三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发兵救援。结果昭公外逃，而季平子专权，摄行君位将近十年。　　季平子的僭越行为，导致其家臣奋起模仿，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阳虎。定公五年，季平子、叔孙成子相继去世，阳虎发难，囚禁季桓子，逐仲梁怀，随后执掌鲁国权位长达三年。虽然阳虎被三桓赶出了鲁国，但是三桓的影响日渐削弱、公卿之别君臣之礼日渐败坏也成了趋势。　　这个时候，在位的鲁定公决心削弱三桓，而这个时候三桓内部并不稳定，因为季氏的专权，导致其他两家的不满。定公十年，齐鲁会盟，作为司仪的孔子不仅言谈之间退发难的莱夷之人，更以口舌之利，使得齐国归还汶阳之田。于是，定公以此为契机，重用孔子， 而孔子为了恢复公卿之别、君臣之分，决定以隳三都的方式，逐步消解三桓的强盛势力。季桓子出于防止家臣犯上的考虑，同意隳三都，并派仲由等臣子率兵毁掉自己的费城。然而三桓之中，孟氏反对，他坚持不毁掉自己的成城，结果定公发兵讨伐，却无法攻下。而定公在季氏的唆使下观齐女乐，败坏礼数，更寒了孔子的心。结果，三桓把公室的坚定拥护者孔子赶出了鲁国。　　哀公即位后，想要伐灭三桓，结果反被三桓逐赶，死于有山氏。哀公死后，三桓立公子宁，是为悼公。悼公时期，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直到鲁穆公时期（前415年－前383年），鲁国实行改革，任命博士公仪休为鲁相，遂渐从三桓手中收回政权，国政开始奉法循理，摆脱了三桓专政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公室的权威。而三桓之一的季氏则据其封邑费、卞，独立成为了费国。楚灭鲁国　　前323年，鲁景公卒，鲁平公即位，此时正是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之年。鲁顷公二年（前278年），秦国破楚国首都郢，楚顷王东迁至陈。顷公十九年（前261年），楚伐鲁取徐州。顷公二十四年（前256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迁顷公于下邑，封鲁君于莒。后七年（前249年）鲁顷公死于柯（今山东东阿），鲁国绝祀。周公和鲁国　　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礼乐之国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 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图]鲁国故城复原图2《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 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 # 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图]鲁国故城复原图3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 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图]鲁国故城复原图4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经史典籍 　　《春秋》，又称《麟...[图]春秋公羊传《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

考古器型及文字。海口网10月28日消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二次年会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透露，今年初启动发掘的随州叶家山墓地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多座墓葬的青铜器上见有“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５００余年，对商周断代史尤其是西周早期曾国史的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　　随州叶家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八组，面积约４００００平方米。去年１２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铜器。从今年２月份开始，湖北省文物局组织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发掘。　　负责此次发掘工作的黄凤春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田野发掘一期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面积３７００平方米，共发现墓葬６５座和１座马坑，除２座大墓未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陶、铜、瓷、漆木、玉石等各类文物７３９件套，青铜器多达３２５件。出土的６５座墓葬皆为东西向长方形土坑坚穴墓，发掘的墓葬最深的达９．７米，这种“深埋”特点是西周葬俗所特有。　　湖北过去发现的原始瓷器并不多，且器类单一，这次集中发现的批量原始瓷器，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与青铜器的组合和共存关系明确，将有助解开原始瓷器的产地之谜。　　考古人员表示，自曾侯乙墓发现后，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一直困扰学界，大多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国的。叶家山墓地西周早期所见铜器“曾侯”铭文表明，西周早期不仅有曾国，且已称侯，比曾侯乙墓早５００余年。　　据悉，叶家山高等级贵族墓地的规格和规模在整个长江流域都是屈指可数。“墓葬的一系列发现，对商周断代史尤其是西周早期曾国史的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研究汉水流域的西周文化、曾国的来源和始封、原始瓷器的产地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物佐证。”黄凤春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告诉记者，在距曾侯乙墓东北20多公里的叶家山墓地，近日又发现一座曾侯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刻有“曾侯谏”等大量铭文，让考古专家眼睛一亮，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周朝时候在今随州地区存在数百年之久的曾（随）国，其统治者究竟姓什么？近日，考古专家称，在随州经济开发区淅河镇发掘的叶家山西周古墓群传出丰富的信息，可初步证实，曾（随）侯姓姬，与周王室同姓。

      新华网武汉４月１４日电（记者 俞俭）因揭开史书上不曾记载的曾国历史，将曾侯乙家族历史向前推进了５００余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获得“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１４日从湖北省文物局了解到，位于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八组的叶家山曾侯墓，于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６月发掘，共发现６５座墓葬和１座马坑，出土陶器、铜器、瓷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各类文物达７３９件套，其中青铜器多达３２５件。据器物形制特点分析，这批遗物的年代为西周早期。　　大量西周有铭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亮点。考古人员发现，６５号墓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可见“曾侯”“曾侯谏”等铭文，表明该墓是西周早期曾国的一处墓地，比世界闻名的曾侯乙墓要早５００余年，墓主人是曾侯谏，是曾侯乙的祖辈。　　１９７８年发掘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叶家山曾侯墓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认为，这是整个湖北西周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发现，比曾侯乙墓的规模更大，学术价值更高，有助于拨开距今３０００年前的层层迷雾。　　据介绍，随着发掘工作不断深入，考古人员又在叶家山古墓群周围新发现了９处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其中，以已知的庙台子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最大，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　　根据地面调查和局部勘探显示，聚落群有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等遗迹，可能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重要古城。叶家山墓地与庙台子遗址相距不足１公里，考古人员初步判定，叶家山墓地的主人当与庙台子遗址有关，庙台子遗址或可认为就是西周早期曾国都城之所在，但这一推论尚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实。

       2010年12月底，随州淅河镇蒋寨村的村民平整土地时，挖出15件青铜器。　　一次意外发现，牵出了叶家山这个规模浩大的墓葬。更重要的是，对这一墓葬的考古发掘，使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得以拨开云雾见明月。　　西周早期已有曾国　　曾国最早受封于哪个年代，曾国的都城在哪儿？自曾侯乙墓发现后，有关曾国的讨论不绝于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的国。　　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黄凤春说，叶家山墓地具有西周姬周文化的特性，时代早已明确，出土青铜器丰富、完整。所刻铭文清楚地表明，西周早期，汉东地区已存在曾国，并已称侯。同时，其中一座大型墓葬里，出土了铜钺、铜面具等反映高等级身份的重器，推定极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墓。这一新发现，将曾国的历史提前了500余年。　　与考古发掘同步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城址——庙台子遗址，位于墓地以南1公里处，面积30万平方米，有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的遗迹。初步判定，此处遗址当是曾国的政治中心，即都城。以前，考古学界认为曾国都城，可能是文献中的“缯”，位于河南的缯关。　　一座侯墓、一座古城，揭示出西周汉东的最早封国——曾国的准确位置。　　鄂国都城不在鄂州　　汉东西周方国格局，素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来一批批青铜器在汉水一带出土，特别是随州羊子山鄂侯铜器群发现后，关于古鄂国的地理位置已渐趋明朗。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再次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西周曾国的准确定位，也从历史地理上证明，至少在周王的康昭之世，楚国应在汉水以南的江汉地区。　　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似乎仅立足于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的消灭，姬姓曾国迅速地扩展至汉北及河南新野一带，替代鄂国成为汉水以东第一大国。　　周昭王南下伐楚的年代，恰与叶家山墓地的年代大体相当，都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结合昭王伐楚铜器中“在曾”、“在曾、鄂师次”等铭文，可推断曾国是汉东姬姓之一，与楚国关系紧张，曾积极配合昭王伐楚，给予后勤保障。　　曾国与邻国交往甚密　　大量青铜器、原始瓷器的出土，是叶家山考古的亮点。　　出土青铜器绝大多数有铭文，铭文总字量计400余字。其中一尊青铜鼎上，铭文达37字之多。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未见的人名。据统计，族氏或方国文字有16例，是目前全国西周墓地考古发现最多的一次，甚至一些古文字此前从未见过。　　据此推断，西周早期，曾国与这些氏族或方国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同时，对研究当时方国和族氏的关系，以及排定墓地的世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原始瓷器的产地也是学术界存在分歧的问题之一。原始瓷湖北过去发现不多，且器类单一。此次，大量成熟、品类齐全的原始瓷器屡现于叶家山墓地，将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物证，或有望解开原始瓷器的产地谜团。

报讯 （记者包东喜、通讯员陈晓林）周朝时候在今随州地区存在数百年之久的曾（随）国，其统治者究竟姓什么？近日，考古专家称，在随州经济开发区淅河镇发掘的叶家山西周古墓群传出丰富的信息，可初步证实，曾（随）侯姓姬，与周王室同姓。     据悉，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曾国的记载，但有与之时代、地望相吻合的随国的诸多记录。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北宋以来，近千年的考古发现中，只见“曾器”，不见“随器”。因此，学者认为，“曾”即是“随”。关于曾（随）侯的姓氏，文献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春秋左传正义》、《国语》等文献称“随国，姬姓。”另一种说法，《元和姓纂》、《路史·国名纪甲》等文献称随侯是炎帝之后，即姜姓。     叶家山西周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刻有“曾侯”和“曾侯谏”等铭文。其墓葬形式，完全符合《周礼》相关规定，所出土的器物具有典型的姬周文化特点，如随葬品放在棺椁外的熟土二层台上，与楚墓中随葬品放在头厢中的做法截然不同。另外，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陆出土的“安州六器”的铭文中，记载了周昭王伐楚的过程，周昭王的进军路线是从唐国（今随县唐县镇）出发，经厉国（今随县厉山镇）、曾国（今随州城附近）向南推进。唐、厉、曾都积极支持配合，给予后勤保障。说明这几个诸侯国都是“汉东诸姬”，与楚国关系不好。而周昭王伐楚的年代，恰与叶家山墓群的年代大体相当，都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介绍，去年底，叶家山西周古墓群刚刚被发现时，曾经有两座古墓遭盗墓分子盗掘，恰恰是古墓姬周文化的特点，避免了文物的损失。原来，盗墓分子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古墓是楚墓，将盗洞直接打到棺椁的头厢部位，结果一无所获。

         随州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八组叶家湾西周古墓考古发掘工作完毕，墓葬中出土大量珍贵青铜器及原始青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次考古发掘领队黄凤春说，西周原始青瓷系湖北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随州古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去年12月28日，淅河镇蒋寨村叶家湾在进行土地平整改造时，7农民意外挖出15件文物（本报2010年12月30日报道），随州市文物部门初步认定墓葬为西周早期贵族墓，文物为青铜器，并迅速向省文物部门汇报。省文物部门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     黄凤春向记者介绍，发掘工作于元月2日开始，很快在1号墓南方约30多米处，又发现了一座同时期的2号墓葬。工作人员在2号墓发现了一个盗洞，深度达2米多，说明曾有盗墓分子光临。由于盗墓多在夜晚进行，时间短暂，因此墓内大量珍贵文物未被盗走，特别是具有极高价值的青铜器大量保存。     经过10多天的抢救性发掘，1号墓出土了方鼎、斝、簋等文物数十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共30多件；2号墓出土了青铜器、原始青瓷、玉、陶器等2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共有9件。     黄凤春称，此次挖掘中，还发现了罐等4件原始青瓷，是湖北发现的最早时期的原始青瓷，具有很高的考古意义和学术价值。

        继35年前，曾侯乙墓的发现使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古曾国浮出水面，随州叶家山墓的发掘再次提供了西周早期曾国的历史材料，使古曾国显现出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再到战国中期的较为完整的轮廓，也为西周时期南方文化提供了更多信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今天下午，叶家山墓最大的两座墓地将被开启，更多的文物和历史信息将被发掘，本报记者于昨日到达考古现场。全国多家媒体已聚集在叶家山，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英语频道将于今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直播发掘现场，5日和7日还将有两场大型直播。 　　本报特派随州记者 谢方 　　现场 　　专家确认：M111号墓葬是目前发现的最大规模西周墓葬 　　从随州市进入淅河镇，沿乡村土路，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包围中，叶家山墓群黄色的土地裸露在地表，为了文物的安全，四周被围栏围住，且有武警把守。今天下午将开启的编号M111和M28两座墓葬正位于围栏中，国内考古界专家都来到现场做了前期考察。 　　只见M111和M28两座墓葬呈梯形开口，为了防止泥土花落，壁面用一层薄膜围住。墓已经挖到8米左右，正中还剩下约两米的深度，下面是墓葬的核心，也就是棺椁所在。今天下午，考古专家们将挖到墓葬的底部，开启棺椁。而今天下午到底能发掘出什么文物，考古专家们目前也不能断定。 　　考古专家介绍，编号M111号墓，深度超过10米，整个墓地开口长13米，宽10米，并带有一个5.2米长的墓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墓葬，M28号墓则比之略小。目前，在M28号墓底部的二层台上，已经有一部分青铜器出土，主要是青铜鼎、青铜簋等器具，以及一套青铜酒器，包括爵、彘等器具，更多的器物将在大墓开启之后被发掘出来。 　　今日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央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将对叶家山二期考古发掘进行现场直播，本报两位记者也将在现场带来最新报道。 　　疑问 　　是否能够同时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与“曾国之谜”？ 　　根据M28号墓显露出的小批随葬品，考古专家判断，无论是从器型上，还是器物的组合关系，都显示着墓主人的尊贵地位，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代诸侯或其夫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这座M111号墓葬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墓，“比北京琉璃河燕国、陕西晋国、河南晋国的都要更大”，而燕、卫、晋都是周王的弟弟、侄子，与周王的关系要更为亲密，这一点既说明了M111号墓主人的身份尊贵，但同时也为学者专家们提出了疑问，这位墓主人到底是何身份，又有何特别之处。 　　考古中素来对刻有铭文的器物非常重视，因文字中包含了诸多历史信息，如叶家山墓地一期工程M2墓出土了两件“曾侯谏作媿簋”和一件“曾侯谏作媿甗”，曾侯谏为其夫人媿氏所作器物，考古专家进而判断M2墓主人为曾侯谏夫人媿氏。M111号和M28号墓开启之后，其墓主人到底是何身份，又有何特别之处，或许能够揭晓。 　　据专家介绍，考古界也一直被另一疑问困扰。叶家山位于历史文献记载的随国的地理范围，随国虽有文献记载，但从无出土文物，而曾国没有记载，却接连发现“曾侯墓”，曾国与随国的这种特殊现象，一直被学术界称为“曾国之谜”。叶家山墓地所反映的西周时期的曾国、曾侯、曾侯谏，与该地区所见东周时期的曾国、曾侯、曾侯乙等，是否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族系？这次两座最大墓葬的发掘，将为解决这些历史谜团增加新的材料。 　　昨日，位于随州的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古墓，考古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墓葬。

随州西周墓考：　

　一扇红色的大铁门，一圈绿色的铁栅栏，将位于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的叶家山墓地围得严严实实……昨晚8时50分左右，本报记者从武汉出发抵达叶家山西周墓地二期发掘现场。今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过程。

  　　叶家山曾国墓地位于历史文献记载的随国的地理范围，曾国与随国的这种特殊现象，被学术界称之为“曾国之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表示：“叶家山墓地所反映西周时期的曾国、曾侯、曾侯谏，和这一地区所见东周时期的曾国、曾侯、曾侯乙等，是否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族系？叶家山墓地的发掘，有望揭开一些历史谜团。”

  　　记者昨晚到达淅河镇时发现，当地已经对正在发掘的古墓葬进行了严密保护。记者看到，现场灯火通明，大型吊车、央视的直播车等已开进现场，但铁栅栏门紧闭，几名民工模样的人隔着栅栏门在里面忙碌，除了考古人员以外，其他人都不得进入。

　　一名叫宋远春的村民隔着门对记者说，他们是当地保安，共十几人，里面还有30名武警日夜守护，防止盗墓。 　　随州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今日16时至17时，包括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内的央视4个频道，将同步进行现场直播。 　
    　除了中央电视台外，此次发掘也吸引了其他众多媒体的关注，包括中新社在内的十多家省内外媒体的记者齐聚随州，准备对今日的发掘进行报道。　

　研究曾国史的重大突破 　

　——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 　
     　昨日，记者在发掘现场采访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他认为，叶家山考古发现有重要的价值。 　

　提供曾国历史的新材料 　
     　黄凤春说：“一期发掘中出土的文物年代为西周早期，是自曾侯乙墓发掘后，又一和曾国或曾侯相关的考古发现，对研究西周早期的曾国历史将是一个重大突破。” 　

     　叶家山墓地是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最重要的一次西周考古发现。这是首次对一处完整的西周早期曾国墓地进行全面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多、保存好、价值高，尤其是青铜器铭文达400余字，为研究曾国历史及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一批十分珍贵的新材料。 　
      　结合过去包括曾侯乙墓在内的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遗存，周代的曾国已显现出较为完整的轮廓。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为完整地揭示出一个诸侯国的遗存。 　

　将改写西周历史 　　
       关于西周时期的南方，历史文献只有昭王南征、汉阳诸姬等较少的记载。 　
     　黄凤春认为，叶家山墓地的发掘，结合长江中游历年考古发现，如羊子山噩国墓地等，可以勾画出西周时期中原与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的政治、社会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叶家山墓地为代表的长江中游西周考古，可以丰富和相当大程度地改写西周时期历史”。 　　

　　叶家山墓地二期 　　发掘两座最大墓葬 　

     今年3月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叶家山墓地二期发掘，对墓地中最大的两座墓葬进行发掘。 　
  　据了解，叶家山古墓葬群面积约4万平方米，2010年12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1年2月开始，湖北省文物局组织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正式发掘。 　
     　到2011年6月底，田野发掘一期工作基本结束，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2座大墓未发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陶器、铜 器、漆木器、玉器、原始瓷器等各类文物739件(套)，其中青铜器多达325件，器形有鼎、簋、卣、斝、爵、觥等，同时出土了部分原始青瓷。发掘的墓葬皆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最深达9.7米。　　 　　2012年4月，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名词解释 ：　
      　鼎，用于烹煮和盛贮肉类的器皿，是最重要的青铜器物种之一。 　
   　簋，读作“诡”(guǐ)，用于盛放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 　　卣，读作“有”，用于装酒的酒器。常见于商朝和西周。外观上大部分是圆形，椭圆形，底部有脚。 　
  　斝，读作 jiǎ，音同“甲”。用于温酒的酒器，也用作礼器。 　
     　爵，饮酒的器皿，三足。在结盟、会盟、出师、凯旋、庆功、宴会时，贵族阶层就用这类酒具饮酒。 　
　觥，音同“工”，酒器。流行于商朝晚期至西周早期。

陕西宝鸡西周古墓考：
          者赵航摄 持续两周的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古墓考古挖掘工作进入尾声。昨日，28件青铜器全部被提取出来。 一件青铜卣里存放的液体令考古现场一片沸腾：因为排除雨水进入青铜卣的可能性，考古专家大胆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一壶美酒。 如果最后的鉴定符合现场判断，这件青铜卣中的佳酿将是距今3000多年的“陈年老酒”，比西安北郊发现的西汉美酒还早1000余年。 >>青铜卣 封闭严密 排除雨水渗入的可能 7月5日上午9时许，考古人员开始对墓室北侧壁龛的青铜器进行提取。在传递一件青铜卣时，考古人员意外听到了有水晃动的声音，几位考古专家仔细聆听，断定这液体晃动的声音发自青铜卣内部，由于青铜卣盖沿超出罐体，排除了雨水渗入罐体的可能性。难道会是没有挥发完的酒？专家的大胆揣测引得考古现场人员情绪沸腾。 宝鸡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告诉记者，古人在埋葬时一般都会在酒器里灌满美酒。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美酒会慢慢地挥发干净，这件青铜卣由于盖和罐体合缝严密，极有可能“侥幸”地将当时的美酒保存了3000多年。 考古专家介绍，我国人工酿酒历史大约始于六千年前。通常古人是用一块布或者一张韧性较好的纸把酒坛口盖好，然后再在封口的酒坛口上覆盖一层泥巴，起密封作用。出土的这件酒器除了采取密封处理外，铸造的青铜酒盖和罐体吻合得严丝合缝。 2003年，西安北郊一座西汉贵族墓中出土的铜锺里盛满了50多斤保存完好的西汉美酒而轰动一时。如果证实，这次发现的美酒将成为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中国酒。主持考古发掘的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社告诉记者，至于是何种酒，以及酒精的含量等问题，都需要等今后的专项检测才能有答案，但时间久远，金属离子等渗入，酒可能也不适宜饮用。 >>青铜罍 又现铭文 刻有人名“父乙”两个字 7月4日，考古人员分别在提取的青铜盘中发现“臣、癸、先”三个字和一个L形族徽，在青铜甗上发现“万”字符号。昨日，考古人员又在提取的一件大型酒器青铜罍的内壁发现铭文，上面镌刻着一个“亚”字形族徽和一个“羌”字，族徽下刻有人名“父乙”两个字。 族徽和姓名信息为何不一致呢？宝鸡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分析说，这标有族徽和姓名的青铜器很有可能是亲朋好友送来的祭品，古人将祭品埋入土里。 对于4日提取青铜盘中出现有规矩方格的L形族徽，辛怡华说，这个L形族徽极有可能是“田”字。在古人的书写中，“田”是从复杂真实的“象形字”描述开始，“田”字就是一片阡陌交通的田地。他引申到，这个“田”字会不会是“甸”的写法？《说文》中注释，“甸，王田也。”辛怡华解释说，随着对铭文的深入研究和解读，这些目前还无法明确说明的符号隐含的历史秘密将会被一一揭开。 随后，这次发掘最为珍贵的青铜禁被众人合力抬出墓坑。这个长约95厘米、宽45厘米、厚21厘米的大件青铜“茶几”水平面已经严重破损，裂成大小不一的碎片，修复起来难度会很大。 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考古学博士任雪莉介绍，这件青铜禁比天津博物馆内的青铜禁短30厘米，但是比流落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长6厘米，属于目前所见青铜禁中体型排第二的珍品。 青铜禁的提取过程中，隐藏在它身后的一件青铜器觯和一件青铜盉也相继出土问世。其中用于饮酒的青铜觯造型简洁，类似现代人酒桌的分酒器；而掩埋在土中的青铜盉验证了商周墓葬中常用“一盘一盉”的水器组合。 昨日下午，在墓室北侧提取第15件青铜器后，宣告西周贵族墓中所有的文物提取工作结束。据统计，自从6月22日抢救性考古发掘算起，考古人员共提取出土28件青铜器，

续前：
       车马器上百件，估计数量随着清理工作深入还会有新变化。 共28件青铜器 6月22日 发现古墓：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几位村民开挖宅基地时发现一座古墓，里面有西周青铜器。 6月24日 青铜禁：首先发现二十多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是巨大的“禁”——古代的茶几，是1949年后考古首次发现，而1949年前全国仅发现4件。该器物之所以叫禁，是劝人少饮酒。同时发现5件卣，还有尊、罍、方彝、壶、爵等酒器以及鼎、簋等食器。 单辕车：在棺椁的上方土层发现一件单辕车，土层散落有玉片等文物，但时间久远，木质的辕车已经变成黑灰。 6月25日 青铜簋、炊器鬲、贝币、兵器戈：在墓室北侧出土青铜禁的壁龛西侧位置，发现一件簋和一件鼎以及一件陶制的炊器鬲。当天还清理出大量贝币，在墓室的西侧台坎位置和西南角各发现一件青铜兵器戈。 6月26日 “漆皮”痕迹：墓坑北侧壁龛，有白色、红色、黑色等“漆皮”附着黄土表层，是漆器还是壁画，有待化验分析。 在墓室周围发现车軎1件、铜泡17件、銮铃3件、铜鸟2件、车饰2件。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社表示，隐藏在地下的车马器等文物数量应该会超过200件。 6月27日 盥洗“深腰盘”首次面世：在西侧壁龛的位置发现一件从未见过的盘状青铜器，直径约30厘米、高10厘米，环形图案精美，底部有类似碗底的托，里面还散落着几颗沾满泥土的深海贝壳。由于以前在西周考古中没有发现过，暂起名“深腰盘”。 7月2日 车马器铜铃：考古人员在对墓室二层台散落的车马器进行编号、整理过程中，一件3000年前车马器铜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 7月3日 圆底鼎：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第5件青铜鼎，一只立足已折弯断裂。和前几天出土的平底鼎不同的是，这件青铜鼎底部呈现圆润的弧度，鼎口露出精美的兽面纹饰，底部有黑色的烟熏痕迹。 青铜矛：青铜矛长约15厘米，异常锋利，矛正反面铸有导血棱，是实战搏杀中很有威力的兵器。依据锋利的矛锋判断，周人不仅有高超的铸造工艺，而且合金技术也广泛使用在兵器中。这种常在西周中晚期古墓中出土的矛，似乎动摇了关于古墓属西周早期的初步判断。 7月4日 铭文、L形族徽：出土的青铜盘上发现有“臣、癸、先”三个字和族徽，“臣”应是臣下的意思；“癸”的含义则是中国古代历法“十天干”的最后一位；“先”的含义还不得而知。L造型初步判断是商周时代的族氏名号。“万”字符号：青铜甗内壁发现一个“万”字符号。甗的足部发现烟熏痕迹和类似蒸馍使用的铜箅痕迹。金文“万”字是墓主族姓还是青铜器铸造者姓氏还需仔细研究。 动物骨头：青铜鼎里发现一块被铜锈染绿的动物骨头。 7月5日 提取结束：在青铜罍的内壁发现铭文，镌刻着一个“亚”字形族徽和一个“羌”字，族徽下刻有人名“父乙”两个字。28件青铜器全部被提取出来。 为研究青铜时代提供了直接证据 参与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表示，通过在距今三千年的青铜盘上发现铸有“臣、癸、先”三个字和一个族徽、青铜罍上发现“亚羌、父乙”等铭文，明确标示出这些青铜器是商人的铜器，从而为研究商末周初的墓葬制度和中国青铜时代的演变等提供了最新珍贵资料。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社表示，本次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考古挖掘出土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都超乎想象，尤其在28件青铜器中出土了一件堪称国之瑰宝的青铜禁意义重大。他说，人类文明史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遐迩闻名，与商代以爵、觚（gū，酒器）等为主的青铜器组合有别，崇礼敬规的周人更注重以鼎、簋为主的礼乐规范，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道德生活，而其器身上更喜爱铸有家族、部族、主人等铭文，从而为后人理解和研究青铜时代提供了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