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道与中国之治

周公治道与中国之治
周思潮                                                                                                                                                                                                                                                                                                                                                                                                                                                                                                                                                                                                                                                                                                                                                                                                                                                                                                                                                                                                                                                                                                                              

提要
“中国之治”的核心在于“中国之制”。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华人民能够创造“中国之治”的根本所在。
三千多年的周公是殷周之际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先后辅佐父亲周文王、哥哥周武王及侄子周成王,灭殷平叛,封侯建国,推行德政,以礼治国。周公的一些政治主张对于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今天和潜社会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周公的“德治”，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周公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关键词：民本、德治、礼治。
本文将从一下三个方面论述。  
正文：
一、民本理念渊源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和魂，高度重视传统民本伦理思想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修身，居安思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之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我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早于三千年前的古公亶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尚书大传·略说》里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战争：狄人将攻，太王亶父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对曰:“欲得菽粟财货。”太王亶父曰:“与之!”每与，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属其耆老而问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对曰:“又欲君土地。”太王亶父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耆老对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太王亶父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逾梁山，邑岐山。周人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史记》完整地交代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这次迁徙之所以影响深远，并不在它的人数多寡和路途远近，而在部族领导人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表现出的人道观念与和平主义立场。面对大规模的外族入侵，一个部族领导人为了人的生命甘愿放弃土地，说明三千多年前发生在渭河流域的这场集体移民，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逃亡或战略转移，而是一场由野蛮到文明，由暴力到理性，由黑暗到光明的精神远征。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作为执政党，要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与世情、国情、民情联系起来，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以民意为导向，践行以民为本的理念，提高服务群众的质量，促进民众利益和中国梦的实现”。
二、周公的“德治”
西周时期，以周公旦等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总结并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如《易经•采辞下》：“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方法、规律、道德，其意为“治理天下之道”，也即治理天下的道理与原则，如《墨子•兼爱中》：“此圣王之法，天下之道也，不可不务为也。》现代学者牟宗三①在《政道与治道》中专门讲到了中国传统的政道与治道。他认为治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治道和法家的物化治道。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治道智慧，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民为本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礼德合一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周公治国安民的治道理念在现代国家治理指导思想，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平衡，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和维护人民利益，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开拓进取，革故鼎新，一系列的利国利民政策不断出台，百姓的幸福感明显上升，政通人和，天下归心。习主席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这些朴实简明的话语，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在国家发展的前景上，党中央提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祖国振兴需要爱国精神。历史有巨大的育人功能,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的形式下,在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及其巨大的凝聚力来增强公民的民族自信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做出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周公的敬德思想内容是宽泛的上自天子,下自百姓都应该受道德的约束,他不但把德教内容具体到人的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 ,而且根据德教的对象与作用的不同,将敬德的内容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德治, 这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它要求统治者要明察一切, 用贤去奸, 不可一味使用暴力,要慎于用刑, 即依德治国；第二是德行, 要求统治者要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 加强道德修养; 第三是德性, 提出了“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 敬德是合乎人的天性的。
周公还对官员提出了无逸、禁酒的要求，要求贵族官员应当努力从事生产劳动。可见“德”既是一种伦理规范，又是一种政治准则，周公倡导的“德治”，便成为伦理与政治联姻的标志。以至于清代王国维②在《殷周制度伦》中指出周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间的深刻联系：“其所以析天用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也就是对“民”则要从“保民”入手，做到“去荒政，察民情，愼刑罚。”
周公的思想代表了早期政治家对于政治兴废、社会变革的规律性认识。
周公提倡“礼治”，实行德政，是以敬德的原则来达到保民的政治效果。周公的一些主要的治国理念,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立政唯贤、居安思危等。这些治国理念不仅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对当今社会的管理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习总书记从历史的高度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前人的好东西，把前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更持久。
在当代，古代统治者那种仅仅重视“德政”，夸大道德教化作用的管理方式当然是不可全部照搬的。而且，孔子的那种保守守旧地坚持“克己复礼”的立场也是要不得的。更不能以“德治”来代替“法治”。当今时代，以法治国绝对不容忽视的，法制绝不可冒。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古代的礼乐传统也是应该重视的，中国先贤们对“德政”思想的认识，对仁义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对礼乐传统的赞赏和重视，在今日建设道德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方面，是有借鉴意义的。当代人不能被旧的礼乐传统的旧观念所束缚，但古代礼乐文化中所包含的菁华，仍有很多是可取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吸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再如，“仁爱”精神也是值得重视的。孔子继承周公的礼乐观念所创造的“仁学”思想，是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是伦理规范的依据，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核心观念之一。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利益观念的冲击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之爱越来越少，是不是很值得继承和发挥儒家的“仁爱之心”呢？现在歌曲唱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是在倡导仁爱之心。
三、周公“礼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黄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的历史功绩。周公在“因于殷礼，所损益”的基础上创立了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周礼》规定了周代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分封制、嫡长子制、严密的宗法制、等级官制，以及许多礼制，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它区别了以维护、巩固上下贵贱宗法等级关系为目的，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度格局。“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及其重要作用。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厚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结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礼乐配合，文质彬彬，可谓尽善尽美。周公“制礼作乐”使周朝形成了严格而有秩序的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通过礼乐制度及相应的行为规范，实行礼乐教化，促进礼乐意识的社会化。
周公“制礼作乐”，从礼仪到道德规范，从道德规范到典章制度等，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典章制度，实行了礼乐、文化和制度上的大变革，开创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周朝礼乐文化体制，并孕育了先秦的儒家思想。“制礼作乐”不仅确定了周朝的礼乐制度，而且还开了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之先河，这对于中国早期文化由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重视起了关键作用，周朝礼乐思想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③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从黄帝到孔子，两千多年间，尧、舜、禹、汤，以及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兄长周武王，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古圣王，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于夏商二代，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礼乐文化直接孕育了儒家文化，周公是前一个两千多年间礼乐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后一个两千多年间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
孔孟韩愈等儒家是周公伦理的传承者。孔子本人肯定了他的思想与周公思想的内在关联。孔子讲：“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yi》）。他自己以周道的继承者自居，并力图复兴周礼。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这里，孔子人物周公的才能和美质谁都比不上，周朝的道德就是最高的道德。孔子在“德治”理论方面也坚持和发展了周公思想，强调了统治者要“以德”治民。他说：“为政以德”。孔子也强调要保民、富民。《论语•子路》篇记载：“子曰：‘既富之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古制田里，薄赋敛以之。”富民之后为何要“教之”，“以何教之”，朱熹解释道：“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仪裔教之。”可见，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有“以德”治民，统治者才会长久，而保民、富民、爱民等思想则是内在于统治者的“德”里。显然，在这里孔子的“德”实质上是统治者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之“德”，而非大众之“德”。孔子也在坚持和贯彻周礼，《论语•先进》篇说：“为国以礼”为此，他要求人们从语言到行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以后的思想家大多都认可孔子和周公的伦理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淮南子•要略》说：“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孔子开宗立派，首创儒家学说，寻根溯源，乃植本奠基于周公。”唐代文学家韩愈实际上也论证了周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另有陕西岐山周公庙保存的一块清代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李柏撰写的《重修周公庙募缘疏》石碑碑文为证。钱穆④先生言：“周公之定宗法，则固兼存天下之万姓百氏，而同纳于此一礼之中，固不限于一姓一宗之私而已也。故孔子虽殷后，亦深契于周公制礼之深义焉。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杨向奎⑤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在谈到关于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历史渊源时曾写道：“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刘起舒先生也说：“孔子之学全部与《尚书》有关。他的学说主干，就是承自周公的四项遗教，完全是从《尚书》篇章中周公的各篇诰词中学得的。”陈来⑥先生指出：“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⑦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的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来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裔周孔并称，既表明孔子与周公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重要的文化地位。
宋、明理学时期儒家伦理思想已经对整个社会大众的道德行为有了普遍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此时的儒家伦理与孔子的原儒伦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我们国家进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道德伦理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研讨会进一步廊清儒家伦理思想的真实意蕴，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当前伦理道德建设的活水源头。
综上所述，周公创立的以礼乐文化 为特征的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直接来源。故而，我们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疫情表彰大会讲话中多次提到“人民”和“生命”。他还借“爱人利物谓之仁”这句古语阐明生命至上的历史文化根源，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珍视人民的国家必将兴旺发达。在习近平总书记掌鸵领航下，中国创造了无数生命奇迹，取得了各行各业的决定性胜利，凝聚14亿人智慧力量的中国梦一定能早日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