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穆天子传”

穆天子：
     姓姬，名满 。
      公元前967年，周穆王对西北之犬戎进行征伐。
       据《国语·周语》记载：犬戎在西周初年属于周的“荒服”。常向周王室进贡方物特产。穆王时，犬戎不及时进贡，周穆王便以此为由，亲自领兵对犬戎征伐。大臣祭公谋父劝阻不听，征伐的结果得四白狼、四白鹿。“获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 《左传》记载有“穆王欲肆其心，周游天下”的事。据晋太康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穆天子传》，叙周穆王驾八骏马西游，至昆仑丘与西王母宴会酬答等事。

        古本《竹书纪年》及司马迁《史记》中的《秦本记》、《赵世家》等篇也记载了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近代人认为《穆天子传》为战国时人所作。《史记》所记其事，大概受战国时这类传说影响。 公元前1002年，周昭王姬瑕第二次亲征楚国，渡汉水，船至中流落水淹死。是年子姬满践位。史载他曾用吕侯（亦作甫侯）为司寇，命作《刑书》，告四方。他曾起兵九师伐楚，为父王报仇，东至九江。后又联楚伐徐。

        传说 关于周穆王，本章节将从神话传说的角度进行阐发，依据是《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史记·周本纪》等记载。

         关于穆天子的岁数，根据《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历来被定论为105岁。而《竹书纪年》则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岁。因此，穆天子究竟年岁几何，各有见解。当前周穆王时期青铜器有纪年的只到34年，尚没发现40年以上的。 穆天子曾经西征，抵达青鸟栖息的所在，彼时西王母出来，止之。 西王母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比较特别的人物，传说她居住在昆仑之丘、瑶池之滨。
          《山海经》说她“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三只青鸟为伴。而《汉武帝内传》说她是容貌绝代的女神，并赐予汉武帝三千年结果的蟠桃。葛洪《枕中书》则说她是元始天王与太元玉女所生的天皇，而她则生地皇，地皇生人皇，竟是把她当成女娲一样的造人始祖。凡此种种，演化至今，西王母成为众所周知的王母娘娘。

       《列子·周穆王》记载：“穆王不恤国是，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瑶，王和之，其辞哀焉。” 当年，穆天子以擅长制造的造父为车夫，以诸侯进献的八骏神马（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为御驾，西征而去。一路征讨，抵达昆仑之丘。西王母出来阻止他，请他观黄帝之宫，迎他上瑶池，设宴款待，两人诗歌相和。

        史记则说穆天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西王母回访，穆王在昭宫款待西王母。据现代学者考证，周穆王西游之地应是里海、黑海之间的旷原，这是中国与西域进行交流的最早史料记载。 穆天子西征之后，转战东南，东方诸侯之徐国，率领东夷侵扰，穆天子一举平定乱事，继而东进，抵达九江。尔后，南征。
     《太平御览》卷七四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传说穆天子巡游，“穆王西征，还里天下，亿有九万里。”“

        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范围之广，恐怕不仅前无古人，甚至还是后无来者。若要拿个能与之比较的，恐怕唯有成吉思汗的西征了。而且，成吉思汗并非自己亲自征伐到最西处，穆天子却是自己率兵抵达这些地方，可谓独一无二。 偃师是周穆王向西巡狩的时候，曾经在遥远的异域遇见的奇人。 偃师是古代传奇中最神奇的机械工程师，他曾献给周穆王一个比起现代机械人 还要出色的偶人。 偃师造出的偶人和常人的外貌极为酷肖，周穆王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偃师的随行之人，经过偃师的解说，才让这位神性极强的名王也惊奇万分。 那偶人前进、后退、前俯、后仰，动作和真人无一不像，掰动下巴，则能够曼 声而歌，调动手臂便会摇摆起舞，让旁观者惊奇万分，周穆王看得有趣过瘾，还让宠姬一起出来观看。 表演将毕，那偶人却向周穆王的宠姬抛了抛媚眼，让周穆王勃然大怒，一心认 定这个灵活宛似活人的家伙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真人，便要将偃师当场处决。偃师却将偶人立刻折开，发现它只是由皮革、木头、胶漆、黑白红蓝颜料组成的死物。 周穆王趋前细看，偶人的内部器官俱有，外边则是筋骨、关节、皮毛、牙齿、头发一应俱全，但却都是假物，一经组合，却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偶人，将偶人的心拆走，偶人便无法说话，拆走肝则眼目皆盲，将它的肾拆走，就无法走路。最后，才让周穆王心悦诚服，大叹偃师技法的高超。典故：偃师造人唯难于心就是说技艺再好,人心难造。 评价 总评穆天子东征西讨，范围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他的征伐，周王朝顺利扩大疆土，加强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是在文武成康四代统治者积累的强国之本基础上，得以展现的大邦周威信的强势证明。

       然而，常年征讨，天子不在朝堂，导致朝政松弛，自穆王之后，周王朝开始由盛而衰，正如汉武帝之后的西汉也逐步由盛而衰一样。最后，西周的最后三代国君：厉王、宣王、幽王， 除了宣王有所成就（宣王中兴）外，另两位国君把周朝弄的礼崩乐坏，整个国家十分混乱，百姓们民不聊生，十分痛苦。 史墙眼中的穆王 有关穆王这位积累了祖父辈发展基石的君主，他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将周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开来。周代的史墙盘在提到穆王时是这么形容的：“只显穆王，刑帅宇诲......”。
        由此可见，在周代史官笔下的穆王满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能统御四方，威震宇内的君王。 因此，在《山海经》、《穆天子》等书中也留下了一段段他的传奇故事。

         疑案 大约1700年前，时当西晋太康年间（280年―289年），在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里，盗墓者意外地发现一批埋藏了五六百年的竹简，有数十车之多，计十余万言。

       经人整理，写定为75篇，《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即其中两篇，而《穆天子传》又是唯一能完整保存至今的。

     《穆天子传》说的是西周兴盛时的穆王，命御者造父驾着八骏西去邀游，穿天山，登昆仑，见到了西王母，在瑶池受到了盛情款待，举觞歌诗，流连忘返。来回行程3.5 万里，历时543日。所说有日期、方向、地名、里数，以及西域部落、语言和物产等等，所以当时人颇信其为实录。然自唐宋起，有人怀疑此传系后人伪托，并非信史。于是围绕着《穆天子传》，人们进行了涉及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周穆王游历到西域，是否真实？《穆天子传》是哪个时代的作品？西王母之邦在什么地方？“她”是神、是人还是其他？下面，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些情况。

（一）周穆王游历到西域是否真实？ 　

         一种意见认为，周穆王原是个雄心勃勃的旅行家，有史载为证。《左传》谓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自己的车辙、马迹，《史记·秦本纪》说，造父善御，得八骏，穆王使驾而西巡狩……。《赵世家》又进一步说：“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可见《穆天子传》的故事绝非无本之木，周穆王之西游，正是西周盛时影响波及西域的反映，近人断其为小说、伪书，岂非数典忘祖乎！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是汉武帝时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才开辟出来的，西周时代，无论是道路、交通工具，还是边疆的民族关系等等，都无法使这位穆天子到达荒远的西域。

          司马迁记穆王西巡狩事于《秦本纪》和《赵世家》，而独于穆王自家的《周本纪》中却只字不提，这恐怕不是无意的疏漏。 （二）《穆天子传》是何时的作品？ 　 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秦汉时的作品，而以汉武帝以后的可能最大。因为只有在张骞通西域以后，作伪者才能具备西域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材料。也有人主张是东汉时的作品，因为该书所用的以日记事的起居注形式，是东汉以后才产生的。

          与以上说法截然相反，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的史官所为，也就是说，这是西周时的作品。 还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战国时的作品，并断定是赵国武灵王时人所为。其背景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

         赵国本有造父御穆王的传闻，经过武灵王打开雁门通道等的刺激，再加上《山海经》中有关昆仑丘和西王母神奇描绘的启示，于是赵国学者把事实、想象和神话杂糅在一起，铺陈出这部穆天子的游记来。其目的，或是想为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进行鼓吹、美化，而托古于前代的穆王了。

       另有人则从多方面论证了《穆天子传》是春秋末战国初时的作品。比如，从该传用的文字来着：“皇”字，只作形容词，意为美盛，而不单独作名词用：“帝”字，只代表着“上天”，而不代表“人君”。这正是春秋以前的习惯。这两个词含义的变化都发生在战国。所以，《穆天子传》大抵诞生在春秋末战国初，《春秋》问世之后，《左传》问世之前。 （三）西王母之邦在何处？西王母所指为何？ 西王母的传说起源很早，在先秦及秦汉时，颇为盛行，前后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乃至确定为女性的演变。

         对穆王见到的西王母，众人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是神话人物，有的说是世俗凡人，而且不一定是女性，有的认为西王母是某一部落的译音，有的认为是国名。还有的指出，西王母的切韵，与突厥“始波罗”可汗之原语（“王权”之意），颇为相近。这样，西王母还可能是西域某部落的酋长。

          西王母之邦在何处，更是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说：1.长城西边；2.青海；3.塔里木盆地；4.天山；5.和田；6.喀什噶尔；7.中亚；8.小亚细亚；9.黑海、里海附近；10.东欧平原；11.示巴女王之国（今阿拉伯）。

        此外，人们还对穆天子西游在返途经的地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也是各执其辞，莫衷一是。 关于《穆天子传》的研究，对先秦的历史地理、民族关系，乃至中西交通史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相信，有志者一定还会为此而继续探索，努力不懈。有关《穆天子传》的种种历史之谜，也总有一天会被人们解开。

       传说： 周穆王名字叫姬满，是房太后生的，父亲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时死在途中，就立了穆王为周朝的国君。当时穆王已经五十岁了，在位五十四年，活了一百零四岁，死于祗宫。

         穆王年轻时就喜欢修炼成仙的道术，想学黄帝那样乘车马游遍天下的名山大川。于是他坐着八匹骏马拉的车奔赴西北戎族聚居的地方，为他驾车的是周时最有名的驭手造父。
       在路上，穆王得到一只白狐狸一只黑貉子，用它们祭祀了河神。他的车驶到据说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时，河里的鱼、龟、鳄鱼等自动为他搭起了桥让他的车通过。接着穆王登上了泰山，在天界的瑶池上会见了西王母，并和她一起畅饮。在酒席上，西王母唱道：“天上飘着悠悠白云，道路啊漫长得无穷无尽。无数的高山大河把我们阻隔，从此一别将难通音信。然而你将长生不老，相信以后还能重逢。”穆王说，“我回到神州故土以后，将使华夏各国都能和睦相处，使万民都过上平等富足的生活，到那时我会再来看望你。”过了三年，穆王又出行于原野，到了山西的雷首山和太行山，然后又回到周朝的都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
        当时令尹喜已经跋涉过流沙和草地到了终南山之北，周穆王也追随着他走过的路，请来了隐士尹辄、杜冲，他俩都住在草地树上搭的屋子里，周穆王也来和他们同住，他们的住处被称为“楼观”。后来祭父从郑圃赶来拜见穆王，报告说徐偃造反作乱，穆王才又回到国里平复了作乱，使社稷平安。穆王登昆仑山时，喝的是蜂山石缝中的甘泉，吃的是玉树上的果实，又登上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全部得到了腾云飞升的道术。他之所以还以凡人的形象在世间出现，是想现身说道，告诉人们修炼的结果。何况穆王喝的是玉石制成的膏浆，吃的昆仑山上的甜雪，还有素莲、黑枣、碧藕、白桔等仙果，怎能不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传说西王母曾降临到周穆王的宫中，两个人一块驾云飞升，进入了天宫。  · ·西周历代君主

补充：
      王姬满（？―公元前921年），姬姓，名满，周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位君主。
       周穆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世称“穆天子”，关于他的传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则是记载周穆王的《穆天子传》。 中文名：姬满 别名：穆天子 国籍：周朝 民族：华夏族 出生地：镐京 逝世日期：前921年
职业：周天子 主要成就：巩固周在四夷的统治，制定墨、劓、膑、宫、大辟5刑

在位时间：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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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西征 前任：昭王（姬瑕） 继任：共王（姬繄扈）

简介 ：
    周穆王，在位55年。周朝第五代王。

       姬姓，名满。周昭王之子。穆王致力于向四方发展，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两征犬戎，获其5王，并把部分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

       还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巩固了周在东南的统治。并制定墨、劓、膑、宫、大辟5刑，其细则竟达3000条之多。后世流传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汲冢出土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所载，虽多不真实，但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况。

       据《史记·周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说：周穆王时，徐子赢姓，地方五百里，四方诸侯朝于徐者三十六国，自称徐偃王，曾率九夷淮夷诸部侵扰宗周。穆王闻徐子僭号，他便联合楚国攻徐。徐子败北遁走彭城（今江苏徐州）。楚的势力得以扩张，成为南方新兴的强国。周穆王还在与徐逼近的涂山（今安徽蚌埠东）会合过诸侯。

荐“上古历史”：
一，它们的客观存在在性。夏朝建立在夏朝享国400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大禹治水、少康失国、夏桀亡国等等不多的几个故事以外，夏朝并没有多少典籍记载或实物佐证的存在。缺少了故事的历史，就如同一幅没有多少血肉的骨架，总是索然无味的。在后世诸多的田野发掘中，和远古唯一联系紧密的文物记录，似乎与夏朝也缺少对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去还原丰富这幅远古的骨架，以使它颜面生动起来，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对于夏朝的开国国君，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禹，一说是大禹的儿子启。表面上说来似乎很复杂，事实上细细探究起来，又相当简单。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载：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之后则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多采用民主推选制，也就是后世推崇的“禅让”制。禹实际上是天下大同时代的最后部落共主。尧帝生前，宣布贤德的舜为接班人，并且让舜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舜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舜帝生前，宣布治水有功的大禹为接班人。舜帝死后，大禹也像舜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让位给舜帝的儿子商均。由于禹治水有功，威望高，诸侯们不同意商均继位，于是大禹继位为王。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后，大禹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所指，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三种说法，一般指《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制定贡赋制度，社会有了进一步分工，交换关系在增加，等级与私有的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意味着原始公社已经在逐渐分化，有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剥削者。这些人早已实行族内继承遗产制，自然就发生了部落酋长的世袭制。禹帝生前宣布辅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先禹帝而死，于是禹帝又宣布伯益为接班人。禹帝死，伯益继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其首领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宣布建立夏王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获胜后，夏启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以期获得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宴。夏启大怒，发兵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得王位世袭制最终得以确立，夏朝的统治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从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来说，启是夏朝的开国国君。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把“孝”作为百行之首，加上启的王位承袭自父亲禹，如果把这些与夏朝的开国统一起来，那就必须从夏禹时开始算起。此外，大禹帝率领军队征服三苗，在涂山大会天下部落领袖，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自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被视作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不足为奇了。失国复国启在建立了夏朝以后，和历史上许多国君一样，饮酒、打猎、歌舞无度。到晚年更是怠于政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启死后，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不过是一个庸才，终日沉溺于酒色，比启更荒淫，带着家属到洛水北岸打猎，接连几个月不回朝。贵族首领后羿（即传说中的射日英雄，月宫里嫦娥的夫君）利用夏民的怨恨，逐走太康，夺取了夏室的统治权力。后羿是东夷有穷氏部落的首领，传说他是当时最善射的人，但却是一个荒唐的统治者。他非常自负，自恃箭术过人，对政事不闻不问，终日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对于敢谏争的几个贤臣，不是疏远就是流放。他任用奸诈狡猾的寒浞主持朝政，寒浞是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第一佞臣。他善于谄媚逢迎，深得后羿的信任，同时又用各种小恩小惠愚弄百姓。他暗中培植党羽，等待时机企图取后羿而代之。一次，后羿从外打猎回来，寒浞收买后羿的亲信联手设伏将后羿杀死，寒浞夺得了最高统治权。然而，寒浞更是一个残暴奸诈之人，他不但霸占了后羿的家产和妻子，而且任意驱赶和杀戮百姓，搞得民怨沸腾。太康失国后，逃到同姓部落斟  （河南巩县西），羿灭斟  ，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丘，被羿攻伐，又逃帝丘，依同姓昆吾部落。寒浞杀羿后，相成为寒浞的肘腋之患，日夜忧惧，于是派兵攻打在帝丘避难的相，相的妻子后缗已经怀孕，在忠诚的仆人帮助下慌忙从墙洞中逃归母家有仍氏部落，不久生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派人追杀少康时，少康又逃到了有虞氏部落，作了有虞氏的庖正。舜的后人虞思听说少康贤正，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并赠给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作为陪嫁，少康才站住了脚。这时，有个叫伯靡的夏朝遗臣，逃居在有鬲氏部落。他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等部落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伯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太康失去的帝位，经过几十年斗争，被少康恢复了。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少康是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少康之子杼也是一位能干的帝王，他发明了甲，夏因此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及其残余势力，并且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达到了鼎盛。掩有中国，天下莫不归心。暴君夏桀夏朝在经过“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一直到中国历代上最声名狼藉的昏庸荒淫的天子之一——夏桀的出现，夏王朝或明或暗的星辰才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里。夏桀是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算是荒淫天子的老前辈，他宠爱妃子妹喜，因此误国。妹喜由此也成为历史书册中红颜祸水的滥觞。相传，夏桀文武双全，他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能够生擒野牛、老虎，折断钩锁，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按说，像桀这样的人不应该亡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一切皆以武力定胜负。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大概也是，有本领的人往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桀就具有这样非常明显的缺点，性情暴虐，为人残忍，好色而淫。地处东方的有施氏部落，在桀继位前就反叛不臣服。桀继位后，调集了上万军队，讨伐有施。有施人丁稀疏，国小力薄。眼见夏王朝大兵压境，灭亡在即，立即派人请罪，表示愿意臣服夏朝。一开始，桀并不接受有施的投降，打算灭掉有施。有施很害怕，听说桀好色，有施就挑选了一个名叫妹喜的美女，进献给桀，以此再次请降。桀一见妹喜，大为高兴，把消灭有施的事情抛诸脑后。抱得美人后，便乐悠悠地班师回朝了。妹喜随同夏桀回到了国都，看到“破破烂烂”的都城后，很不高兴。为了讨得美人欢心，夏桀就下令重建宫殿。为了修建宫殿，夏桀竭尽所能，搜刮民脂民膏，征调役使百姓。宫殿建得可谓是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宫殿高得难以仰望，从地面上看好像要倾倒一样，所以取名“倾宫”。竣工后，夏桀和妹喜一起搬到了这座宫殿之中，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不理朝政。妹喜爱听丝绸裂开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贡一百匹丝绸，让人轮流撕开来给妹喜听；妹喜爱听珠玉碰碎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献一百对美玉，让人轮流摔碎给妹喜听。其荒淫无聊，罕有所闻。民不堪其扰，诸侯也不堪其苦。尽管如此，夏桀还认为他的统治将会永世不竭，长长久久，他把自己比做太阳，希望与日月齐辉。奴隶和平民阶层诅咒他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当然不会，所以我的统治也将永远不会灭亡。”夏桀劳民伤财，残害百姓，引起了诸侯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也为了要诸侯贡纳财物供自己挥霍，夏桀下令在有仍大会诸侯。慑于夏王朝的武力，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前去赴会。有缗是夏王朝东部的附属国，虽然参加了这次会盟，但对暴虐贪婪的夏桀颇为不满，还没有等到散会时，有缗的首领就离开了会场。夏桀大为恼火，他带着参加“有仍之会”的诸侯，出兵征讨有缗。有缗是一个弹丸之地，无法抵御大军入境，很快就灭亡了。夏桀把有缗的财物、美女、人口尽数掳掠到都城，任意处置。这使得诸侯纷纷有了戒心，害怕有缗的命运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众诸侯与夏桀更加离心离德，夏朝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夜宫内，纵情于歌乐声色，一个月不上朝。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害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后来做商汤宰相的伊尹屡次劝说桀王，要亲贤臣，远小人，险些被杀头。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他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经不可救药，就与伊尹先后投奔了成汤。关龙逄见国运日危，就手捧“皇图”，来到“倾宫”求见。“皇图”也叫做“黄图”，是一幅绘制有祖先帝王功绩的图。绘制“皇图”的目的，是让后代帝王看后，能够效法先帝治理国家。关龙逄捧着绘有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等图像的“皇图”，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您只有赶快纠正过错，体恤民情，才有可能使夏朝的统治千载万世。”对于这样的忠言逆耳，夏桀不仅不听，反而将关龙逄杀害，将“皇图”焚毁，同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人进言，一律杀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夏桀的统治越来越残暴了。而这时候的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他们在交换中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代，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杀害。奴隶被杀死的方法有许多种，其中最残酷的就是人祭和人殉。平民阶级是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外的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大多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组成的，虽然拥有“自由民”身份，但同样是各级贵族的附属，要受到他们的剥削和压迫。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奴隶主与奴隶、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又遇到夏桀这样的荒淫残暴之君，加速了社会的矛盾程度。汤武革命商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商的祖先契在尧舜时期，曾经跟大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另一先祖王亥在夏时就以造牛车闻名，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此可见，商部落的手工业和畜牧业十分发达。到夏朝末年，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其部落首领成汤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他看到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是灭夏的好时机，便采取了一系列强商弱夏的措施，在内政外交上做了积极的准备。首先，他将居住地迁至亳（亳邑今居何处，目前尚无定论，多数学者倾向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因为从亳到夏朝的统治中心伊水、洛水流域，交通非常便利，易于行军打仗；其次，他对内实行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物资积累日益丰富；再次，他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伊尹在投奔成汤的途中，成为奴隶。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事实证明，伊尹在后来灭夏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外，成汤对其它小的诸侯恩威并施，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政策。在豫东，伊尹辅佐成汤悄无声息地树立了另外一种形象。野外，有人四面张网捕鸟，并祷告说：“小鸟啊，从四面八方都进我的网里吧！”成汤则说：“怎么能把天下的鸟捕尽呢！”于是就把网揭开了三面，祷告说：“往左边飞，往右边飞，不听劝告的，就要被网住了。”与“一网打尽”的贪婪相比，“网开三面”显示了成汤宽以待人的风范。那些和夏朝离心离德的诸侯听了这个故事后，无不赞颂他的仁德，对成汤很是放心：“成汤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对禽兽都这么宽厚！”成汤一边用仁德感召诸侯，一边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商部落附近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县北），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于是，成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而葛伯却把牛羊全部杀掉吃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呢？”于是，汤派青壮年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孤寡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的做法，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成汤给葛伯“挖了个坑”，而葛伯也就乖乖地跳了进去。在人们看够了葛伯的无赖相后，纷纷建议成汤出兵征伐，成汤也就名正言顺地吞并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用同样的方法，成汤又先后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等夏的属国，又击败了昆吾国（今河南濮阳东南），并吞并这些国家的土地、人民、财产等资源。经过多年的经营，商部落的力量日益壮大。伊尹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等天下诸路兵马，准备讨伐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上劝成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弄得朝政日非，并且诛杀重臣，重用佞臣。诸侯怨声载道，众叛亲离。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实在忍受不了夏桀的残暴，向成汤示好。成汤再次试探性地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九夷之师大都找借口拒绝征召。此时，成汤和伊尹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流传于今的有名的《汤誓》。《汤誓》中记载道：“你们诸位快来，都好好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胆敢以下犯上、发动叛乱，是因为夏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惜我们，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讨伐夏桀！’我要告诉你们，夏桀罪恶滔天，我害怕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又会问我：‘夏桀罪行究竟有哪些呢？’我要告诉你们，夏桀大兴徭役，耗尽了夏民的力量，夏民对夏桀极其不满，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统治坏到这种程度，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执行我的命令，这样我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宽赦！”在这里，成汤揭露了夏朝政治的黑暗和夏桀的残暴，声称要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去讨伐他。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河南封丘附近）展开战略大决战。两军交战，夏桀登上附近的小山顶观战。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天忽降大雨，夏桀又急忙从山顶奔下避雨。夏军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此时，也乘机纷纷逃散。兵败如山倒，夏桀制止不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紧追不放。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夏桀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登上一艘小船，渡江向南巢逃窜。商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夏桀和妹喜，后就流放于此。至此时，夏桀还不悔悟，反而狠狠地说：“真后悔啊，当时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监狱里！”原来，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夏桀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就借故把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中央监狱。汤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最终说服夏桀释放了商汤。所以，夏桀才有此语。桀和妹喜养尊处优惯了，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无人服侍，自己又不会劳动，最后活活饿死于卧牛山。有的史书说，夏桀并没有被商兵俘获，而是逃匿于南巢，最后病死。总之，夏朝宣告灭亡。汤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成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桀的罪恶是否如此深重，后人颇有争议，有人肯定，有人怀疑。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就认为，桀的许多罪恶其实并非桀所为，而是后人将后世帝王的罪恶加在了桀身上，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典型而已。

        ，夏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财富的日益增多，氏族部落不断解体，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分工，伴随而来的，是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贵族以及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奴隶和平民阶层却沦为赤贫，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浪费，一方面啼饥号寒，卖身为奴，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再加之奴隶社会的残忍性，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是迟早的事。夏桀的荒淫无度，残暴以逞只是加速了这种进程而已。虽然如此，夏朝的灭亡也绝不只是夏桀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夏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释放的结果，最终发生所谓的“汤武革命”。这种革命实际上是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完成，夏商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商的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如果说夏是国家机器逐渐形成的朝代，那么，商是国家机器已经形成的朝代了。

转：中国上古史之夏，有历史记录及典故而无任何城邦物证遗存，既使商汤也只出现了部分物证，由此同一年代具有丰厚历史遗存的古埃及及巴比伦地区可做为远古人类共同的竞技地……
    不同人种间的远古神话，由于口耳相传都具有其高度真实可能，
       中国商朝才有了文字记录留存，比中东地区晚了一个阶段，因此那个时期的先进文化从西传入中国应该不是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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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蒸日上商朝600多年的历史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殷（今河南安阳），而仅次于殷的都城则是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商朝建立之前，成汤就把都邑迁到了亳，自称武王。此后的100多年间，是商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成汤、经太甲、到太戊六代十一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朝刚刚建立，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旱情非常严重，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商朝时期，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商人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无果，毫雨未下，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恰在此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成汤死时，长子太丁已逝，太丁的弟弟外丙继立为商王。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由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便死去。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大权事实上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伊尹又立太丁的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继位后，面对着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局面，开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需要管理，只需要享受，便耽于酒色之中，追狗逐兔。荒疏了政事不说，还宠信奸佞小人，这和他祖父成汤的做法大相径庭。伊尹便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宠爱妹喜、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成汤如何反对暴虐、爱护民众、亡夏建商的历史。可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吃喝玩乐。伊尹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教导太甲，要想做一个好的君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次，太甲开始厌烦伊尹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并且责备他多管闲事，怀疑他想要篡夺王位。多次的批评教育都没有成功，伊尹经过再三的思虑，就把太甲囚禁到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接受诸侯的朝拜。在桐宫的三年中，太甲开始反省，开始重新思考伊尹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愿意改过自新。于是，伊尹亲自到桐宫接回太甲，并且还政给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成汤，兢兢业业主持朝政。于是，商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太甲死后，商朝经历了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个王，又呈现衰败的迹象。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太戊继位后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中长了一棵桑树，在桑树下，又长出一棵谷树，而且两棵树都迅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本来是植物生长中的一种偶然现象，但商人并没有这种植物学知识，再加上商人特别迷信鬼神，就把它看作是妖怪。太戊非常惧怕，尹陟（伊尹的儿子，太戊执政时期的重要大臣）趁机劝说道：“臣听说，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一见到帝王之德就会自行退却。这些不祥之兆，可能是大王在治理朝政时有了某些闪失。只要大王能够把政治搞好，妖怪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经过尹陟的劝诫，太戊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修德治国，使得商王朝重新振作起来，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久，这种迅速长成苍天大树的共生树，也如昙花一现那样迅速枯死了。从此，太戊更加敬重尹陟，事事必定请教尹陟。商朝的国运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盘庚迁都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阳甲死，弟盘庚立。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反的呀！你们不明白我的苦衷，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意，反倒是反对迁都，更有甚者竟然煽动奴隶闹事，想以此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大大的糊涂呀！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坐上船，而你却不愿意渡过河，这不是等着这条船沉没吗？这样，不但你会沉入河中，大家也要和你一样沉入河中，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国家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而你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这样对吗？”见这些贵族没有反对，盘庚接着说：“我准备把都城迁到殷地。大家都知道，殷这个地方不但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控制四方诸侯、方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后，老百姓不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吗？社会不就可以稳定了吗？国家不就可以强大了吗？”（《尚书·盘庚》）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终得以付诸实施。盘庚带着王公、贵族、百姓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在那里，盘庚开始大力整顿商朝政治。茅草盖屋，减轻剥削，反对营造宫室，严惩贵族奢侈腐化。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但本名仍称为商。商朝灭亡后，经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殷早就变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的商朝遗物，证明那里就是殷的遗址，所以叫作殷墟。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而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大都刻着很难辨认的符号。经过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印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确为事实，而且对研究商朝，特别是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中华汉字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武丁中兴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奴隶制度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奴隶呢？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脚踝骨处锯断下肢，以示警示和惩罚。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文化的骄傲。大鼎长 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试想，在科学技术并不甚发达的商朝，如果没有众多奴隶的共同协作，没有细致的分工和优越的技术，怎么会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诞生？奴隶制度虽沾满了罪恶的血腥，但也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进步阶段。纣王无道武丁时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国王生前便预立嫡长子为王位继承人，以避免子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此后的国王都是以嫡长子身份继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减少了王位继承的纷争；另一方面，王位既定，也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削弱了商朝的统治。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周公旦，目睹了商王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过程。辅佐周王时，他以祖甲以后商朝的历史为借鉴，反复告诫周成王：“商朝自祖甲以后的国王，由于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不懂稼穑的艰难，也听不到人民的疾苦之声；优越感特强，不知道好好学习为君之道，也不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样的国王，只知道沉溺于享乐之中，怎么可能会有大的作为呢？怎么可能不断送商朝的天下呢？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商王个个荒淫享乐，所以没有一个长寿的，一个个都是短命鬼，在位的时间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二年三年。”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腐化堕落，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王时更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麋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日夜酗酒，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酒器。从这些众多的、精美的酒器中，我们不难想见商朝统治者穷奢极欲嗜酒的习惯。试想，上至商王，下至中小贵族，基本上囊括了大大小小的所有统治者，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只会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不是活脱脱的行尸走肉吗？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这又是何其的不幸？统治阶级如此不思进取，不思变革，作为底层的奴隶阶级，除了镣铐以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反抗。社会矛盾如此激烈，奴隶反抗方兴未艾，商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纣王继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昔日雄风。他御驾亲征，平定东夷，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也有力地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却冲昏了纣王的头脑，他开始追求荒淫无道、花天酒地的生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为取悦历史上另外一个红颜祸水——妲己的欢心，不惜巨资，造离宫别馆，筑亭台楼阁，建酒池，悬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酒池就是凿一个大得可以行船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肉林就是在酒池旁边竖立许多木桩，上面挂着烤得香喷喷的肉。纣王和妲己在酒池边上尽情地酗酒，到肉林尽情地吃肉）。更有甚者，他甚至惨无人道地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未成形的胎儿，嬉戏取乐，真是暴虐、残忍、奢侈、荒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常说，英明的君主旁边会有许多贤臣，而昏庸的君主旁边必定会有一帮的谀臣。当然，这不是说贤臣和谀臣都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而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亲近贤臣，远离谀臣；昏庸的君主亲近谀臣，远离贤臣。而纣王身边就有这么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如费仲、蛮廉、恶来和崇候虎等。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因善于阿谀奉承、迎合纣王和妲己，深得信任。于是，这帮小人就仗势欺诈百姓从中渔利，百姓恨之入骨。纣王的行为招至众诸侯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一位九侯献给纣王一位美女，由于她不善淫欲，一怒之下，纣王将她杀掉，并把九侯剁为肉酱。另一位侯王向纣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也被纣王所杀。有西伯侯者（即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文王）暗自叹息，不料被奸佞小人听到而被告密，他也因而被囚禁了七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里之囚”。后来，西伯侯的臣下屡次进献纣王美女、奇物、良马等等，纣王才将西伯侯放回属国。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启劝谏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地喝酒，不但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而且使我们的百姓、大臣都做出了许多苟且之事。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我们商朝可能就要灭亡了。”纣王对微子启的劝告充耳不闻，微子启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来劝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丧心病狂的纣王居然命人活活剖开比干的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的残暴无道，吓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不发一言，有的投奔了周武王。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他要造鹿台，就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他要喝酒，就随意地抢夺老百姓的口粮；他要吃肉，就迫使老百姓没日没夜地到深山老林之中猎取野兽。爱妃妲己喜欢看杀人，他就命人用炭火烧热铜柱，强迫老百姓抱柱爬行，直至死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扶老携幼，哀号哭泣着四处逃亡，寻找乐土。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的亡国之君——夏桀和商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纣王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们的暴行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历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过，这可能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帝王勤政省刑，刻意历数夏桀和商纣的罪状，将两人不同的事情各自附会起来，以达到警示的目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纣王的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早已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的周武王正在向他走来，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悄悄揭开了帷幕的一角。武王克商西伯侯回到西歧后，对纣王毕恭毕敬，并且率领诸侯向商朝进贡，以麻痹纣王。对于西伯侯的表现，纣王特别高兴，特地赐给他田地千里，弓、矢、斧、钺等兵器。事实上，西伯侯对纣王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表面文章，暗地里，他却借此时机扩大自己的实力，积蓄取而代之的资本。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正好相反。他严禁饮酒打猎，实行裕民政策，就是让劳动者有积蓄，从而发生劳动的兴趣。并制定一条不许引诱、藏匿逃亡奴隶的法律。这是文王得天下的原因之一，争取到很多诸侯国的支持。他勤修内政，亲自下田劳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一边征伐邻近的方国，以解除后顾之忧。西伯侯向西、向北讨伐犬戎和密须，然后又东征黎、邪，从而打通了伐纣的通道，直接逼近商都。接着，西伯侯回师灭掉在西方对商朝忠心耿耿的方国崇，并将国都从西歧迁到了崇，建立城邑丰邑。至此，西伯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背叛纣王而归顺他。而西伯侯呢？不露声色，仍然表现出对纣王臣服恭敬的样子。这时，商朝的众大臣无不察觉到来自西歧的压力，一片混乱，他们先后进谏纣王。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且又轻敌的纣王却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道：“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岂能撼动我铁桶般的江山？”西伯侯被周代的子孙尊称为周文王，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却为子孙东进伐纣奠定了基础，铺好了道路。文王死后，子姬发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朝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便车载文王木主（木雕像）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报说，坏人执掌朝政，混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王公大臣中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武王认为时机还没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都不敢说话了，更为重要的是，商军主力正在远征东夷，商都空虚，这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周武王在姜尚和弟弟周公旦的协助下，决定进攻商朝。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即近卫军武士）3000人，士卒45000人，又联合各小国部队，从孟津出发，向商朝都城进军。周军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来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在牧野，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了长篇誓词，历数纣王的种种罪恶，暴虐、残忍、奢侈、荒淫。誓词说：“各位友邦君长，各位将士，你们听我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有聪明才智特别强过他人的人才能够做天子。天子就好像是人民的父母，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现在，商王纣上不敬天，下不敬民，而是沉湎酒色，实行暴政，残害百姓；他听信妇人之言，滥杀无辜；他遗弃同族兄弟，而重用奸佞小人；他乱杀忠良，大修宫苑亭台；他长期征伐东夷，耗费民力。像这样残忍、暴虐、无道的君主，是一定要灭亡的。”誓师完毕，周武王指挥大军，向商军进攻。周武王带着大军逼近商都，此时的纣王呢？却依然带着心爱的妲己和宠臣在鹿台欣赏歌舞，饮酒作乐。当臣下把周军在牧野誓师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这才慌了手脚，赶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由于商军主力正在东南地区征伐东夷，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临时把都城中的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当周商两军在牧野摆开阵势，准备厮杀时，商纣王临时武装的奴隶在阵前倒戈，拿着武器和周军一起杀向商纣王。纣王大败，带着少数卫士狼狈地逃回朝歌。到了这个时候，纣王终于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于是，他先把玉石和其他宝贝围在腰上，又在鹿台上大吃了一顿，然后放一把火，投火自焚而死。将近600年的商朝，就这样断送在纣王之手，重蹈了夏桀亡国的覆辙。
          纣王虽为亡国之君，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却给予他较高的评价：“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同时，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 结果商朝亡了国。”较早为纣王翻案的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在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高度地评价纣王：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像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要更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兵败自焚，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永远值得我们回味、思考……

荐：（上古时期，周部落从远古的城邦东进中原，最后见立了八百年的周王朝）下面是其简介：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西周的经济制度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异同。商时民属于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成康之治　周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他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经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代行国政。周公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或“周典”。　 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诋毁周公，并与殷民联络，一时朝野流言四起。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也积极图谋复国。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解释，寻求帮助，随后毅然地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周公杀武庚，黜管蔡，攻灭奄徐等十七国，俘商贵族及遗民为俘虏，因为他们顽固地反抗周的统治，被周王称为顽民或殷玩。　为了消弭殷商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巩固西周的统治，周公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城，即东都洛邑。洛邑建成之后，把曾经反对周朝的“殷顽民”迁徙到这个地方，严加控制。同时，封投降西周的纣王兄微子启于商朝故都，成立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而治之，天下局势大体太平。　 西周的疆域空前广阔，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即周天子实行“封土建国”政策，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予分封者（大部分都是诸侯）。一方面，受封者在所封的土地上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实行全面的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西周的分封，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康王时期。西周的分封，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周王朝统治的作用，维护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　周公功成身退，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姬诵病倒，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康王姬钊继位。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一次大战中，周军俘虏了犬戎兵13000多人。为了庆祝胜利，康王赏给参战的贵族盂以1700多名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长达291个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昭穆嬉游　康王死后，昭王姬瑕继位。姬瑕自幼养尊处优，继位后又没有贤臣辅佐，所以生活很快就奢侈荒唐起来。昭王有一个最大的嗜好，那就是酷爱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不少佞臣就投其所好，今天奉献珍禽，明天贡上异兽，以博取赏赐和升官。有时，一听得什么地方有珍禽异兽，昭王立刻扔下朝政，赶去捕猎。结果，导致国力衰落，政治昏暗，一些诸侯开始不听他的命令，并且中断了贡奉。昭王依然我行我素。　昭王十九年，臣下奏告说，南方有一名为越裳氏的部落，出产一种羽毛洁白、肉味鲜美的珍禽，名叫白雉鸡，成王时他们常拿来进贡，如今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从中作梗，越裳氏的进贡因此中断。昭王大怒，马上亲率大军南征楚国，一路上强征百姓运输粮草，撑船拉纤，供应食品，提供美酒，并且征用了渔民的船只，用完之后竟将船凿沉，引起了百姓的愤怒。昭王渡过汉水，进攻楚国都城丹阳，屡攻不克。此时，恰巧楚王担心敌不过周天子，派人前来请罪。昭王也就顺水推舟，斥责了楚王一番，然后在楚国境内抢劫了百姓的大批财物，声称战胜而班师回朝。
   　 昭王一路游猎，回到汉水边上，命令部下再次强征民船。船民含愤挑出了一些船只，将它们拆散，再用胶水粘合起来，又用彩色图案将痕迹掩盖起来，让昭王的部下把这些船拉走。昭王和将士登上船只，行到江心，胶水经江水浸泡溶解，船板纷纷散裂，船只下沉，昭王和随身大臣也跌落在江中。昭王不识水性，穿着又很笨重，落水后挣扎了几下就直往下沉。等到昭王被救上岸来，已经腹胀如鼓，气绝身亡。大臣们认为昭王的死非常不体面，不能公布真相，于是草草地将他埋葬，并对外谎称是得急病而死。　继昭王而立的是穆王满，他在位长达55年之久。他好大喜功，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俘虏他们的五个大王，并把他们迁居到太原。东方的徐国率领九夷侵扰周朝边境，穆王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周穆王是个大旅行家，喜好游山玩水。据说他以造父为车夫，驾着8匹千里马，带着7队选拔出来的勇士，携带供沿途赏赐用的大量珍宝，先北游到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再折向西巡，游览了今天新疆境内的许多名山大川，传说到了昆仑山西王母国，受到西王母的隆重接待。西王母在瑶池为穆王设宴，饮酒吟诗，共颂友谊，又登山眺望远景，在山顶大石上，穆王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作为纪念。然后，穆王继续西进到大旷原，猎到了许多珍禽异兽后，返程东归，回到镐京。穆王西巡历时2年多，行程35000多里，是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沿途所经邦国，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中原的华夏族和西部各民族很早就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共同创造着中华文明。　穆王远游也耗费了大量财富，弄得国库亏空，但是在许多场合，周王又不得不维持着天子的架子。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不得不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续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使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到周共王时，周王朝呈现衰败的迹象。夷王由于诸侯的支持而登上王位，因此对诸侯十分感激，一改以前朝见时，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被穆王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诸部也不断反叛，夷王虽然几次派兵征讨，隐患始终未除。国人暴动　
        　西周社会奴隶制仍然十分盛行。奴隶被主人驱使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简单地说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周围八块田地分由八家耕种，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西周行使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有二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所以，《诗经》上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这种土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孟子等人誉为最理想的耕作方式。由于农业劳动者从牛马不如的奴隶转变为小私有经济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

          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成王、康王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贵族利益集团呈现新的格局。如在昭王、穆王时期，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经营农业生产，结果家道逐渐衰落。相反，一部分地位较低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千方百计招徕流散的奴隶和贫苦的自耕农，设法扩大耕地，经济势力逐渐增强，成为暴发户。贵族集团内部之部出现了新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广大奴隶过着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残暴的酷刑、人殉、人祭等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一部分聚集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的团伙，反对周王朝的统治。　夷王卒，其子厉王姬胡继位。厉王认为父亲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厚，转而以严酷的手段来加强对臣下的打击。一些奸佞小人也利用了他的这一心理，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有一个臣子叫荣夷公，就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百姓进山林川泽谋生。这个主意正中厉王下怀，因而对大臣的规劝和百姓的反对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推行这一政策。　沉重的赋税，已使平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厉王的“专利”政策，又使平民更加忍无可忍。于是，街谈巷议，抨击朝政；痛哭詈骂，直指时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首歌谣，充分表明了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和寻找乐土的强烈愿望。　面对载道的怨声，厉王并没有省悟。相反，他实行了更为恐怖地特务政治，堵塞言路，防民之口。他派出佞臣卫巫监视百姓的一言一行，把许多不满厉王暴政的百姓捕来杀死，并且殃及无辜。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中——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看上一眼，整个都城为此变得死气沉沉，这就是典故“道路以目”的来历。厉王还自以为能止谤，压迫更甚于以前。他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专利’，再也没有人咒骂了吧。”召公是个有头脑、有见解的政治家，曾经屡屡进谏厉王。现在见到厉王如此倒行逆施，执迷不悟，他便又一次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住，一旦决堤，伤害的人更多。堵住百姓的嘴巴，不让人民说话，其后果和堵住大水是一样的。治理洪水的方法就是要疏通水道，让它能够自由的奔涌；治理民众的方法，也是应该广开言路，让百姓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要堵在心里。天子掌管朝政，要让上至公卿、列士、近臣、亲戚，下至百工、庶人、以至奴隶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君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才能避免或者少出差错。所以，百姓心中有想法，就会通过嘴巴说出来，如果硬要堵住百姓的嘴巴，后果将不堪设想。”厉王听了，不但不予以采纳，还一意孤行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愚民，他们懂得什么？他们只能遵从我的命令，哪有资格胡说八道！”　周厉王的这些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国人忍无可忍，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国人”是指居住在城中的人，这些人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向厉王讨要说法。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厉王赶忙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平民，平民就是兵，兵就是平民。现在平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逃出都城，沿着渭水河岸，日夜不停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筑室居住了下来。　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集结到王宫中的“国人”才渐渐散去，暴动暂时平息。根据贵族们的推举，周公、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公卿大臣共同商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在历史上，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

         由于《史记》一书于“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周天子的地位。从此，西周很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厉王逃到彘后，派臣子凡伯返回都城镐京打探消息。凡伯、周公、召公等商议，准备迎接厉王复位。但是民愤难消，他们坚决不允许他回来。民意难违，周公、召公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向厉王奏明了情况，无可奈何的厉王只好在彘定居下来，凄凉地度过了最后的14年，病死了。宣王中兴　姬静，厉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国人暴动”时，他闻声逃入召公府宅避难。“国人”发现之后，赶来包围了召公的府宅，要求召公把太子交出来。召公极力劝说“国人”，让他们饶恕太子，却没有成功。愤怒的“国人”拥入府中，开始搜捕太子。召公赶入内室，命令他自己的儿子与太子对调了衣服，忍痛将儿子推出去交给了“国人”。并没有见过真太子的“国人”，看到身穿太子装扮的人，不辨真假，涌上来一阵儿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假太子”气绝身亡后，“国人”才纷纷离去。姬静就一直冒充召公的儿子隐藏了下来。14年后，即厉王病死在彘后，周公、召公利用迷信平服了民怒，扶姬静继位，是为宣王。“　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都看在眼中，记在心中，所以在继位初期，他虚心谨慎，勤理国政。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有事就同臣下商议，比如当时铸的一件铜器“毛公鼎”上就记载着凡是他发出的政令，必须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他又整顿吏治，三令五申各级官吏，不准他们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他取消了厉王的“专利”政策，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他还将公田分给奴隶耕种。军事上，为了解除自西周中期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犯的威胁，也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他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大臣统兵，击退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进攻，征伐东方的徐戎、南方的楚和西方的戎；他还效法武王、成王，将弟弟友封于郑，将舅舅申伯封于谢，以拱卫王室。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繁荣了社会经济，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中兴的表面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有的诸侯已经不肯出力拱卫王室，有的甚至蓄谋叛乱。当时的铜器“禹鼎”记载说，原来臣属于周朝的噩侯，联合东夷和南淮夷进攻周王室，直打到成周附近，宣王倾全国的兵力进行抵抗，却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借助一些诸侯的力量，才勉强取胜。
        公元前789年，周王室的军队讨伐姜戎，军队几乎丧失殆尽，宣王也险些被俘。　更可怕的是，晚年的宣王渐渐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不同政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硬逼着废长立幼。鲁人不服，他就兴兵讨伐，使鲁国陷于混乱，这不仅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睦，使得诸侯们对宣王更加不满。对诸侯尚且如此，对在朝为官的臣下就更加放肆，更加蛮横无理了。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大夫杜伯触怒了宣王，被判处死刑。他的老朋友左儒急忙上前劝阻，宣王愤怒地斥责说：“在你眼中，只有朋友，没有国君，是何道理？”左儒回答道：“国君有理，臣就顺从国君；朋友有理，臣就支持朋友。现在杜伯并没有罪，不该问斩，所以，臣劝谏大王，不要杀杜伯，否则就会枉杀好人。”“我偏要杀他，你能怎样？”宣王恼怒地说。左儒接道：“臣愿陪杜伯同死。”“我偏偏不让你死，看你能怎么办？”宣王说罢，下令左右斩了杜伯。左儒又羞又气，回到府宅后就自刎而死，此事在大臣间引起一片惊恐。
     　事后，宣王冷静下来，感到自己确实过分了些，暗暗悔恨，又不好意思明说，以致寝食难安，得了一种怔忡症。一次，他带着臣下外出游猎，借以散心。游猎中，他忽然在车上大叫一声，昏迷了过去，医治无效，几天后死去。后来，就流传开一种说法，说宣王打猎时，忽然看见杜伯从路的左边钻出来，身穿红衣，头戴红冠，手持一张红弓，搭上一支红箭，射中了宣王的要害，夺去了他的性命，这自然是迷信之言，但其死因确实成为千古之谜了。幽王无道　宣王崩，他的儿子宫涅即位，是为周幽王。幽王为人性情暴躁，待人尖酸刻薄寡恩，而且喜怒无常，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只知道吃喝玩乐。刚一继位，就打发人四处为他寻找美女。政治上，幽王拜尹球为大夫，虢石父为上卿，祭公为司徒，三个人都是阿谀奉承之人，贪位慕禄之辈，他们竭尽所能满足周幽王的无限欲望。有一次，三川地区的守臣上报幽王，说当地发生了大地震。幽王笑着说：“山川地震乃是常事，何必兴师动众地告诉寡人呢？”伯阳父对赵叔带说：“以前，伊水、洛水枯竭之后夏朝就灭亡了，各地发生地震之后商朝就灭亡了。现在，我们周朝就如同夏商时期的末世一样啊！”赵叔带骇然问；“为什么呢？”伯阳父说：“水源堵塞之后，山川必然枯竭；山川枯竭之后，地震必然产生，地震是国家灭亡的预兆。从现在开始，二十年之内，周王朝必然灭亡！”这年的冬天，岐山出现了山崩现象，赵叔带上奏说：“山崩地震，这是国家不祥的预兆，希望大王能够抚恤平民，广开言路，以弥补天变带来的损失，使社稷能够转危为安。”虢石父却说：“山崩地震，乃是上天的正常安排，是天道，有什么不祥的？叔带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不知道天意，还望陛下仔细审察！”幽王听信了虢石父的话，罢免了赵叔带。右谏议大夫褒劝谏道：“千万不能罢免赵叔带，否则会阻塞臣下谏议的道路。”幽王大怒，把褒关进监狱。事实上，山崩地震，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它和国家的灭亡、凶兆等等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古代的科学技术不发达，古人敬畏天命，对自然灾害等现象本来抱有一种恐惧心理。加之他们相信“天人合一”，“人事”可以通过“天象”反映出来，因而便会对山崩地裂等现象加以附会地演绎一番。话又说回来，虽然赵叔带的话体现了体恤百姓、广开言路之心，用心可谓良苦。但在传统社会之中，伴随天灾的往往是人祸，人祸会给百姓的生活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贤臣往往会借助天呈异像之机提出抚恤百姓的谏议。幽王时期，并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幽王无道，民不聊生，所以，赵叔带才会趁机提出以上措施。
     　褒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三年。褒家的人想了许多法子，设法营救褒，都没有成功，最后儿子洪德说：“听说天子非常荒淫、好色，在褒城中，姒家的女儿长得十分清丽，但是他们家很贫穷。现在，我们如果用百金买下这个女子，把她进献给幽王，那样一定可以赎回父亲。”姒家的女子年方14岁，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发挽乌云，十指纤纤，有闭月羞花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于是，他们家就以百金买下了这个女子，教会她唱歌跳舞，把她打扮起来，献给了幽王，替褒赎罪。幽王见到如此漂亮的美人，欣喜若狂，立即释放了褒。因为这位美人是出自褒地的姒家，所以就赐名褒姒，充入后宫。群臣都劝阻说：“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红颜祸水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大王应该以前朝得失为借鉴，不接受这个美人。”尹球、虢石父却说：“庄稼人多收了几捆禾麦，还可以再娶小妾。大王贵为一国之君，接受一个美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幽王也大怒：“如果还有人劝阻，斩！”自此，幽王与褒姒坐则腿叠腿，立则肩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上朝。幽王专宠褒姒，其他的妃子，包括皇后申氏逐渐失宠。　 一天，幽王与褒姒在翠华宫，他们正在饮宴之时，申后忽然来了，褒姒没有起身迎接。按照古代的礼仪，皇后到宫中的任何地方，除了帝王之外，其他的妃子、宫人都必须起身迎接，否则就是对皇后的不敬。面对褒姒的这种行为，申后心中虽有怨愤，却不敢说出来，回宫之后愁眉紧锁，忧容不展。申后自知褒姒天香国色，而自己年近40，自然无法以美色与褒姒一争高下，所以终日长吁短叹。太子宜臼看见母亲郁郁寡欢，连忙跪问原因。申后说：“你父王宠爱褒姒，不分尊卑。今日在翠华宫，见我来了，她仍饮酒自乐，也不起身迎接，也不退避。将来她一定会骑在我们母子头上，那时，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呀！”太子说：“母后，不要过于忧伤，这事好办。改天，您与后宫妃子一起赏花时，如果褒姒也在赏花的队伍之中，孩儿一定会命令宫人将她乱打一顿。等到她禀奏父王时，如果父王不听，那就算了；如果父王怪罪下来，孩儿一定会杀死这个贱骨头！”　申后果然将褒姒打了一顿，褒姒对幽王垂泪说：“申皇后无缘无故命令宫人痛打妾身！”幽王变色：“皇后怎么敢如此无礼！”虢石父、尹球附和道：“臣下听说皇后的嫉妒心特别重，她不满意大王对褒姒的宠幸，这才会做出此种蛮横无理的事情。”幽王大怒，下诏废除皇后，将她囚禁在冷宫，册立褒姒为正宫娘娘。太子宜臼愤恨不平，找幽王理论，幽王一怒之下，废掉太子。一日之内，废掉王后和太子，于礼大谬，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为此，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纷纷告老归田。千金买笑　　褒姒出身卑贱，买身入宫，性格忧郁，整日紧蹙眉黛，终日闷闷不乐。为了让她开怀一笑，周幽王可谓是费尽心思，但是千方百计，褒姒却难得开口一笑。幽王下令乐工鸣钟击鼓，宫人翩翩起舞，而褒姒全无悦色。幽王问：“爱妃不喜欢音乐，不知道喜欢什么呢？”褒姒说：“妾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曾记得昔日用手撕裂彩绢的时候，喜爱听彩绢裂开的声音。”幽王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幽王立即下令每日购进100匹彩绢，命有力的宫女撕裂，以取悦褒姒。褒姒虽然爱听彩绢裂开的声音，却依旧不见笑脸。　幽王问：“爱妃为什么还不笑？”褒姒说：“妾身从生下来之后，还没有笑过，所以妾身不会笑，不知道笑为何物。”幽王私下与虢石父说：“你若有什么办法让褒后笑一笑，就赏你千金！”虢石父就献计说：“在城外，每隔五里就有一座烽火台，用来防备敌兵。如果敌兵进犯，就会点燃烽火，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率领军队，赶来都城勤王。假如诸侯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赶到了都城，却没有敌兵，皇后必然会笑！”原来，西周的都城镐京离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远，而犬戎的强大，就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尤其是镐京的安全。为了防备犬戎的进攻，周王朝在骊山一带建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如果犬戎进犯，把守第一道关的士兵立刻点燃烽火，第二道关的士兵见到之后，也把烽火烧起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烽火台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见到了，就会立刻发兵前来援助。　听了虢石父的计策，幽王遂与褒姒驾幸骊山，到处灯火辉煌，轻歌曼舞。周幽王向褒姒解释烽火台的用处，告诉她这是传报战争消息的建筑。褒姒听了，不相信在这样一个高土台上点把火，就能召来千里之外的救兵。为了讨得褒姒的欢心，周幽王立即下令，让士兵点燃烽火。听到无缘无故要点燃烽火，群臣都来劝谏说：“烽火台用来救急，必须取信于诸侯，现在无故而点烽火，就是戏弄诸侯！以后倘若犬戎真的来进犯，用什么东西让诸侯发兵救援呢？”幽王一心只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一心只为了博得美人灿烂的一笑，哪顾得了其它的后果呢？遂命人点燃了烽火，与褒姒在望边楼欢宴。烽火在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上点燃起来，刹那间火焰直冲云霄，像一条逃命的巨鲸一样，不断地喷出一股一股火柱，向黑暗的远处奔腾而去。各地的诸侯乍见烽火台上烟尘滚滚，以为国都受到进攻，纷纷率领军队前来救援。没多久，各国诸侯皆领兵而至，一路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到了国都之后，并没有发现敌兵的踪影，看见的只是周幽王正和褒后在望边楼上饮酒作乐，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才知道自己被国王愚弄了。诸侯们是敢怒不敢言，只能悻悻地率领军队返回。褒姒凭栏远眺，见各路军马匆匆赶来，又悻悻而回的狼狈相，觉得很好玩，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一见宠爱的妃子终于笑了，乐得都快找不到北了。　等诸侯们都退走以后，周幽王让士兵再次点燃烽火，诸侯们不辨真伪，又急匆匆地带着军队赶来了。周幽王和褒姒一见诸侯们再次上当，在望边楼上哈哈大笑起来。幽王说：“爱妃一笑，百媚俱生，这都是虢石父的功劳！”遂以千金赏虢石父。“千金买笑”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就这样，周幽王反复点燃烽火，玩火自焚，直到再也没有一位诸侯再上当为止。平王东迁　申侯在回去的路上，就上书责备幽王弃皇后、废太子、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四件事情。虢石父奏报说：“申侯打算与太子宜臼谋反，因此故意挑剔大王的毛病。”幽王说：“那怎么办呢？”虢石父又献上一计：“唯今之计，只有赶快发兵讨伐他，才可能免除后患！”于是，幽王发兵讨伐申国。申侯大惊，召见臣下商议道：“我们申国国小兵微，怎么能够抵御周王的军队呢？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夫吕章说：“我们的国家危在旦夕，只有求助犬戎、西夷，您赶快写信给犬戎，请求他们出兵讨伐无道的幽王，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灾祸！”申侯依计而行，犬戎遂发兵五万，将镐京围得水泄不通。
    　幽王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对虢石父叫道：“速燃烽火！速燃烽火！”烽火台上白天冒着浓烟，晚上火光冲天，但是，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援救。因为前几次被烽火所戏弄的诸侯已经聪明了，他们再也不想做博取美人一笑的笑料了。在无人援救的情况下，镐京陷落。犬戎在城中放火焚烧宫室，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幽王也在骊山下被杀，褒姒被犬戎掳去，下落不明。　不久，各地诸侯才知道，原来犬戎真的打进镐京了。于是，他们纷纷带着大队人马前来镐京救援。诸侯们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天子，也就是周平王，然后就回各自的封国了。
      　没想到这些诸侯们前脚一走，犬戎后脚就又进来了，而且是经常进犯。当时，京师宫殿被焚毁，国库亏空，而且西边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去了，边境烽火也是连年不息。于是，平王就与群臣商议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公反对道：“不好！洛邑虽然居于天下之中，但是四面受敌；而镐京呢，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国、蜀国，而且沃野千里，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现在，大王如果要舍弃镐京，迁都到洛邑，臣认为不可！”平王没有听取周公的谏议，把都城迁到了洛邑。平王东迁，并没有迁徙丰、镐二京的百姓，因此在洛邑建国的时候，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从此落入了诸侯的掌控之中。诸侯们各霸一方，展开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残杀。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如今已被当做笑话。事实上，西周受到了申侯和犬戎的进攻，诸侯没有前来救援，并非由于幽王曾经“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近乎小说，并非完全可信。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周王室已经十分衰弱，周天子已经无法控制各个诸侯国，所以诸侯们才敢按兵不动，保持实力，坐观成败。当时，不仅在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如齐、鲁、燕等都已经发展壮大。加之，由于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他们也想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开始离心离德。比如，在周宣王时期才建立的申国，还是周王室的亲戚，如今却带头反对周王。此时，周王室的力量，已经下降到和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力量差不多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幽王把烽火燃烧的多旺，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个离奇曲折的故事，虽然有许多不能相信的地方，但是它所反应的幽王求援、诸侯不救的情况，却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西周的灭亡，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褒姒，甚至不是由于幽王个人，而是当时的周王朝统治已经腐朽不堪，生产关系已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此时，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周末年农作物的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奴隶对于“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荒芜的现象，井田制遭到破坏。幽王时期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及新兴地主穿贵族衣服，在朝廷做官。当时，奴隶的数量已经很少，农奴的数量扩大，奴隶主不得不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奴隶耕种，然后按照一定的数额收取田租，这样就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与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也必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也。而周幽王仍然用奴隶制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充当了奴隶制度的殉葬者，实属历史的必然。

周庚捷 发表于 2014-10-3 03:27 补充： 王姬满（？―公元前921年），姬姓，名满，周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位君主。 周穆王是中国 ...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开创以来，以及早期先进部落夏、商、周对中原大地的定居和开创，使中国历史又了质的飞跃与发展）
接下来的秦代：
      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秦朝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一个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只能依据其表现来评判。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从死后到现在，经受了历代多少文人的各种不同的评点，如贾谊的责难、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等等。尽管始皇是个暴君，但是，他所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撇开秦朝的短暂而亡不说，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在西方的耶酥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终身志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秦始皇的功绩至巨至伟。后来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千古一帝　秦本是西方小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与戎狄战斗，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孝王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仲攻西戎战死，子孙都戮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秦襄公因为救幽王有功，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此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拥有了西周故地，成为西方强国。秦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虽成西方大国，却被东方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秦君大多都是有作为的君主。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德公建雍，秦穆公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他招揽天下贤士，起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灭诸戎，开疆千里，成春秋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他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鼓励个体小家庭生产，发展封建经济；普遍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促进了秦国社会的转型，加快了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迈进的步伐。经过惠王、武王的苦心经营，到昭王时期，秦国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东方六国，为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继续奉行“远交近攻”的既定策略，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　嬴政用武力吞并六国之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参照历代秦国的政治体制，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嬴政认为，天下已经统一，过去的“帝”和“王”的称号却不统一，便下令臣下重新商量议定他的称号问题。有大臣说，远古时期有“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其中以“泰皇”为尊，故主张以“泰皇”来称呼他。听了大臣的意见，嬴政决定去掉“泰”，保留“皇”，再加上古代的“帝”号，合称为“皇帝”，以此显示自己功高三皇、德超五帝。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期盼嬴氏江山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还创立了与皇帝的称号相一致的一些称谓制度。如皇帝自称用“朕”,表示至尊无二；皇帝所下的涉及制度的命称“制”，昭告臣民的令文称“诏”；皇帝的印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做“玺”；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这一称谓制度在此后千余年一直被沿用。　秦始皇大权独揽，日理万机。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会休息。当时还没有出现纸张，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公文的数量用“石”这一重量单位来衡量。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由此可知，秦始皇确实是一位勤勉、有作为的皇帝。　在中央，秦始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体制。皇帝之下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最高行政长官，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太尉是最高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听从皇帝的命令，所以，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之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以下设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各有明确的分工，负责不同的政务。在地方，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在讨论地方体制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多数大臣主张分封制，唯独廷尉李斯主张郡县制。李斯说，周朝实行分封制，将王公子弟封到各地为王，开始还能够精诚团结，拥护周王，但是，过不了几代，诸侯王与天子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再加上诸侯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不再听从周王的指挥，致使周朝分崩离析。如果实行郡县制，皇帝亲自任命、罢免地方长官，政权就可以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天下才能够长期稳定。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是县令或县长。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　为巩固大一统格局，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又采取一系列行政改革。第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地主，奖励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占有土地的数额，交纳赋税，就可以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第二，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第三，统一货币，以秦的“半两”钱作为流通货币；第四，统一交通工具，实行“车同轨”、“行同伦”，确定车轨的标准宽度；第五，统一文字，以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小篆为基础，略加整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天下；第六，修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第七，没收天下兵器，将其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防止天下人作乱；第八，修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古，一条向东通河北、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第九，迁徙六国贵族和豪富到咸阳，以利于对他们的控制。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国成为短促的朝代。始皇暴政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余支秦简，内容主要是秦的法律制度。这些秦律的涉及面相当广，包括农田垦种、山林保护、牲畜饲养、粮草管理、货币流通、物资管理、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刑徒使用、军爵赏赐、官吏任用、保举子弟、府库收藏、征发戍边、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反映了秦律严酷的特点。依史书记载，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是将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宫、大辟）发展为死刑、内刑、罚作、迁刑和赎刑等，共计五类。每类刑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单就死刑来说，即可分为斩、戮、车裂、弃市、枭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等十余种之多。按秦律，并不是只有百姓本人犯罪才会受到惩罚，有时候，祸可以从天而降。比如，秦律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生活　在如此严酷的法律下的人们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随时都会被罚做苦役，随时都会被斩脚、割鼻、处死等。　严酷的法律引起了百姓和士人的普遍不满，他们依据包括史书、经书等书籍中所记载的先公先王的贤德事迹，纷纷指责或影射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矛头直指始皇帝，就是因为书籍的缘故。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焚毁“妖言惑众”的书籍，下令除了秦国历史之外的所有史书，以及经书、诸子百家之书等等典籍，无论是官府收藏，还是民间百姓和士人收藏，一律烧毁，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在全国“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百姓和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士人们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流言遍布天下。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竟然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把这些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焚书坑儒”事件，使秦始皇失去了士人之心，这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很喜欢六国华丽的宫殿，所以，每灭一国，他都要让人将这个国家宫殿的图样给画下来，在咸阳照样仿造。六国华丽的宫殿并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无限欲望，他曾经想造一个庞大的苑囿，西起雍、陈仓，东面延伸到函谷关，面积近千里，最后被侍从、侏儒优旃劝止。优旃开玩笑地说：“这样可太好了，有了这么辽阔的皇苑，我们可以多放养些猛兽，如果六国的后裔有人敢从东方进攻，就把这些猛兽赶出去将他们吓跑。”秦始皇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于是打消了建这个巨大苑囿的念头。尽管如此，秦始皇还是建了大量奢华的宫殿，仅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修建这些宫殿，当然需要役使大量的劳力。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宫殿当属阿房宫。根据《史记》记载，规划中的阿房宫前殿东西长500步，约合700米，南北宽50丈，约合5米。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调用劳动力70万人。到秦始皇死在出巡路上，阿房宫尚未建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修建秦始皇自己的陵墓——骊山墓，每年也用劳力70多万人。再加上其他工程，如建长城，修弛道，常年的兵役征发等，每年参与服役的人数竟然达到300余万之多。男子不够用，就征发女子（秦朝因为实行法治，反对儒家思想，没有像后来那样限制妇女从事公共活动）。秦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被征发营造宫室坟墓，守五岭，筑长城，戍边等，总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至秦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始皇称帝后，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营造大坟墓；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为此，他派出很多方士去求仙找药，如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即是一例，为此浪费大量财物。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修炼，因此又造许多宫室。他造长城，巡游四方，大都是受方士的唆使。他到碣石（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一次，到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成山角一带）两次，就是因为传说这些地方是神仙常来的地方。秦始皇出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至今，许多地方还存有秦始皇出巡时留下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石刻。这些石刻主要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宣传秦朝统一天下、进行各项改革的历史功绩。秦始皇每出巡一次，都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闹得百官黎民不得安宁。一次，他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今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3000人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只是为了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公元前221年，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有人便趁机在上面刻了诅咒秦始皇的一句话：“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到消息，火冒三丈，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追查未果，御史便将陨石附近的住户全部处死，又将刻有字的陨石毁坏，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沙丘政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秦始皇临死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他客死在沙丘之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始皇暴政的必然结果。当初秦始皇兼并诸侯，一统中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当时的中国，长期分裂，久经丧乱。春秋战国400多年之间诸侯争霸，合纵联横，天下扰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心思治，民心思安。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恢复，社会是很难继续向前发展的。但是，秦始皇所实行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举全国之力，修建宫殿，修筑长城，开拓边疆，开辟驰道等，全然把新国家当作一个新的战场——全民参与旷日持久的“土木工程”的战争中。早已经厌倦了战争的百姓，如今又参与到这一场更大的“战争”之中，除了反抗暴秦，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同时也是他的死亡巡游，危若累卵的秦王朝灭亡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这次巡游，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返回途中，一向身体健康的嬴政在平原津（今山东德州）突然病倒。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是加重了。秦始皇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这才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李斯起草诏书，并将诏书和传国玉玺递送给长子扶苏，催促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当李斯草拟好诏书呈交嬴政审阅时，嬴政已经死去了。此时，扶苏又在哪儿呢？原来扶苏曾经劝说过秦始皇：“现在天下刚刚统一，边境上的民众还没有彻底安定，士人们也都推崇儒家的主张，而父皇却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儿臣担心会令天下不稳。希望父皇能认真考虑，改变政策，安定人心。”扶苏的话可谓句句在理，但是秦始皇又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斥责扶苏多事，将他派往边境的军队里做监军，和大将蒙恬一起抵御匈奴。　秦始皇死在了沙丘，只有随行的李斯、赵高和胡亥知道此事。他们心中各怀鬼胎，明争暗斗。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前又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决定秘不发丧。做过胡亥老师的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秦朝的皇帝。因此，他不仅扣下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王位，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胡亥能够登上九五之尊，何乐而不为呢？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于是，赵高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阴谋。首先，他假造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命令他自杀。接到诏书后，扶苏便自杀而死。接着，赵高将嬴政的尸体放在车中，关上车门，拉上车帘，让百官以为秦始皇仍然活着，带领大队人马匆忙往咸阳赶去。路上，又出了点小小的插曲。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赵高派人弄来大批鲍鱼，命令每辆车上装鲍鱼一石，以混淆尸臭。终于安全抵达咸阳，赵高这才宣布发丧，并拥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拥立有功，从此把持朝政，横行无忌，就连胡亥也只能听从他的摆布。　胡亥即位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公子公主22人（秦始皇子女）、大将蒙恬蒙毅兄弟以及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秦二世以累累白骨企图巩固其帝王宝座，暴露了他残暴的本性。对于普通百姓的杀戮，秦二世更是毫不手软。在埋葬秦始皇时，他担心修建骊山墓的工匠会泄露地宫玄机，竟下令将全部工匠闭死于墓中。不仅如此，他还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始皇死后，他继续调集大量的劳力，加紧修建阿房宫、直道和驰道。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统治，他又征调五万人屯卫咸阳。秦二世还竭尽所能的享乐，他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以供游猎之用。横征暴敛与荒淫无道，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二世只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只是一个终日沉湎于享乐的皇帝。他听信赵高的一派胡言，把一切朝政都交给了赵高。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上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了。一天，赵高为了考验朝中谁服他，谁不服他，就牵了一只鹿上朝，对胡亥说：“陛下，我弄到一匹马，特来进献给您。”胡亥哈哈大笑：“爱卿在开玩笑吧!这明明是只鹿，怎么是马呢？”赵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是马，请大家认吧。”许多大臣惧怕赵高，就附和着说是马，只有几个忠厚的大臣如实地指出这是鹿，我们很可以想象这几个大臣的下场。这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从此，赵高更加为非作歹，再也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陈涉首义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地主耕作土地，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陈胜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一同耕作的贫苦农民说，如果将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其他人，这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社会的远大志向。　公元前209年7月，秦二世下令征调贫民去戍边，陈胜、吴广也在征发之列。他们和另外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大泽乡西南）时，遇到大雨，道路不通，无法继续前行，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日期。按秦律，如果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于是陈胜便和吴广私下商议道：“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不能免于一死，不如趁此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为了坚定大伙儿对陈胜的信心，为了发动戍卒跟随自己共举大事，他们便暗暗在帛上书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祭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不是一般人，觉得跟随陈胜就有活路。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天，押送戍卒的两个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举鞭就打，一会儿竟要拔剑杀人。此时，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杀掉另外一个将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齐迸发出来。陈胜抓住这一时机，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而失期就要被斩，难道我们就去白白送死吗？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享福的吗？贫苦百姓，难道生来就是受罪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抗他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吗？”陈胜的话，激起了大家的斗志。于是，900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树起了反秦的大旗。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队伍，他们就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所到之处，受苦受难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很快拥有战车700百辆，骑兵1000多人，步兵数万人，攻占六个县城，横扫数百里。起义队伍来到陈县（今河南淮阳）时，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领秦军进行了顽固地抵抗。在丽谯门一战中，郡丞被杀，秦军溃退，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县，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城堡。陈县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里，陈胜自立为王，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纲领性口号。　　陈胜出身佣耕，是给地主种田的雇农。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多少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天下云聚响应。各郡县豪强和民众捕杀秦官，四出略地，公认他是起义首领。连孔子八世嫡孙孔鲋也来投奔，足以说明秦的暴政是多么不得人心。革命的风暴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沛县人刘邦在起义军占领陈县两日后，聚众数百人，杀死沛县县令，举行起义。凌县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徐县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项梁、项羽在吴县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8000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此时也迫使鄱阳县令吴芮共同起兵，活跃于鄱阳湖一带，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　张楚政权建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陈胜部署了灭秦的总体部署。他把军队兵分三路：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余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西路，也就是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挺进。向西的军队又兵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吴广率田臧、李归等围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道路；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条道路；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全面包围的形势。各路起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周文率领军队一路西进，九月已经进军到距秦都咸阳不到百里的地方。　就在这关键时刻，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疾风暴雨的农民起义一样，起义队伍里，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怀有各种目的的六国旧贵族等诸色人等。他们加入起义的队伍后，固然对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极有可能分裂起义队伍，削弱反秦力量。公元前209年，旧贵族武臣投靠陈胜后，率军北上。其间，他受到张耳、陈余等的唆使，脱离陈胜。武臣遂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自立为齐王。景驹据楚地称楚王，韩成据韩地称韩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的号令，致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的损失。他们理应成为反秦的有力武装，却互相攻伐，掠夺土地，谁也不想出力攻秦。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派章邯率领几十万大军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就不可避免地溃败了。　 陈胜称王以后，逐渐骄傲和贪图享受起来，以至最后脱离了劳动人民。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从此以后，曾经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朱房和胡武等人，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胡有私怨的人，则任意加罪，结果失掉了人心。当章邯率大军逼近陈时，陈胜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公元前209年12月，农民军的根据地——陈失陷。于是，陈胜率一部分队伍且战且退，却不幸被驾车的庄贾杀害，令人痛惜。从陈胜首义到败亡，只有六个月。兴起那么勃然，是因为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败亡又那么骤然，则是因为过早地遇到了秦章邯军；其次，义军首领各怀异志，不能相互求援；而最致命的一点是陈胜骄傲自满。故乡朋友听说他做了王，特地来投奔他，谈起“苟富贵，勿相忘”的故事，陈胜嫌丢脸，把客人斩首，吓得一起来的穷朋友连夜逃走。他的岳父来看他，他也傲慢无礼，岳父大怒而去。对部下更是任意杀戮，以图提高威权，其结果是众叛亲离。陈胜虽然失败了，但反秦的浪潮自此汹涌，不可遏止，最终冲毁了秦的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楚汉灭秦　陈胜、吴广等主要农民起义领袖去世以后，各地起义军的领导权大都相继落入六国旧贵族之手，他们为了恢复各自的政权，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裂。秦国大将章邯、李由想趁此时机把起义军各个击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原楚国贵族项梁在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召开军事会议，试图把分散的起义军重新集合起来。为了扩大影响，项梁听取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流落在民间、为地主放羊的楚怀王的孙子找出来，仍立为楚怀王，以作为起义的旗帜。项梁一度成为秦国大将章邯攻伐的主力，双方展开多次激烈的战争。几次胜利过后，项梁开始骄横狂妄起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结果被章邯偷袭杀害。项梁死后，章邯又将主要精力转向原赵国属地的义军。楚怀王决定兵分两路去增援赵国的义军：一路由宋义和项羽率领北上，直接救援，然后迂回挺进关中；一路由刘邦率领，西进关中。同时，楚怀王和众将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称王，借以鼓励士气。　宋义到达安阳后，滞留46日却不前进。项羽建议迅速进兵，遭到拒绝。一怒之下，项羽杀死宋义，被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统领北路军，继续前行。项羽旋即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两万先行救赵。自己则下令全军破釜沉舟，仅持三日的粮草，渡过漳河，经过九次激战，大败秦军，杀死苏角，俘虏王离。接着，蒲将军和项羽连挫秦军。章邯见大势已去，又怕被赵高陷害，率领余众投降。　此时，由于秦军主力尽开赴赵地攻打项羽，西线空虚，刘邦的军队得以顺利西进。他采纳陈恢的建议，实行招降政策，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归顺。因此，刘邦迅速攻下武关，直驱关中。秦二世三年，赵高先胁迫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接着，子婴又谋杀了赵高，并且派兵驻守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绕过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进抵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献城投降，将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秦王朝至此灭亡。　刘邦得意洋洋地进入咸阳城，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看着后宫的3000佳丽，刘邦开始恋恋不舍起来，准备就此住下。张良苦口婆心地劝诫他：“现在到处都是战火，天下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够留居咸阳呢？再说，项羽率领军队马上就要进入关中，你难道想和他大战一场吗？你现在是他的对手吗？”这时，刘邦猛然省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到达灞上之后，刘邦便召集关中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赢得了民心，惟恐刘邦不做关中王。进入咸阳时，刘邦的丞督事萧何把秦朝的档案、律令、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因而掌握了天下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和户口数字，为稍后开始的楚汉之争、统一战争以及国家的重建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率军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的项王营），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此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刘邦自知寡不敌众，于是采纳张良的谏议，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赔罪。项羽设宴招待刘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朝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割天下。项羽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立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其余的土地都封给刘邦、章邯等18个王。　项羽的分封，引起了一些手握重兵而未封王的将领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四人最为突出。不久，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乘机进兵关中，刚刚平息的战火又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项羽于四面楚歌声中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自刎，刘邦于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极大典，定国号为汉。

   　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此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当秦皇初起时，山东六国莫敢与之争锋，争相贿秦以自救。当秦王统一中国后，却不知道与民休息，只知依靠暴政维持统治，殊不知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统治犹如沙地筑楼，失去基础，自然是不会长久的，秦朝实际上灭亡于自己制定的苛刻的严刑峻律上。而项羽一代英雄，在与刘邦的争斗中，渐于失败，原因是不知顺应事世，大肆封疆裂土，开历史倒车。唯独刘邦，于乱世中能乘势而起，以弱胜强，终成一代帝王。何也？乃知天下思治久矣，便以亡秦为鉴，轻徭薄赋，教养农桑，以人为本，本固邦兴。可知天下之事，兴衰所凭，惟在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固其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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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禹王治水是在帝尧的时候。但是有些和治水有关系的人多生在帝喾的时候。所以我这部书只能从帝喾说起。这位帝喾，姓姬，名俊，号叫亡斤，是黄帝轩辕氏的曾孙，少昊金天氏的孙子。他的父亲名作桥极，他的母亲姓陈锋氏，名叫握裒。这个握裒有一天到外边去游玩，看见了一个大人的脚迹，也和伏羲氏的母亲一样，走过去踏他一踏，哪知心中亦登时大大的感动，因此就怀孕而生了这位帝喾。而且帝喾一生落地，就能说话，并且自己取一个名字叫俊，这亦可见是个上天派遣下降的一位星君了。　　帝喾所住的地方，名叫穹桑，在西海的旁边。当初他的祖父少昊金天氏在此地也有一段故事。　　原来少昊金天氏是一位上天降下来的星君。他的母亲嫘祖，名字叫女荭，小名叫皇娥，是西陵氏的女儿。当她十四五岁未出嫁的时候，就发明了一种饲蚕织锦的方法，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恩人。有一日，她在房里织锦，不觉困倦起来，就靠着椅子朦胧睡去。忽然做其一梦，梦见到一个海边去游玩，正在极目苍茫的时候，陡见一个童子，相貌非凡，从天上降到水边，走过来向皇娥说道：“我是白帝的儿子，太白星的精灵，我和你有骨肉之缘，今日难得在此遇到你，你可跟了我来。”　　皇娥听说，不知不觉地就跟了他走。走到一处，但见一座极高大的宫殿，精光夺目，仿佛是白玉造成的一般。殿里面陈设得亦非常之华丽，顷刻之间又有极丰美的肴馔陈列在席上，那童子就携了皇娥的手，同席坐下。这时候，又有无数绝色的女子，各个手执乐器，在那里奏乐。那童子一一指点与皇娥说道：“这个女子名叫江妃，她所歌的是冲锦旋归之曲。那个吹箫的女子名叫盘灵，是此地宫中一口井，名叫盘灵井之神。”那童子虽则详细指点，皇娥听了，亦莫名其妙，但觉得那乐声歌声悠扬婉转，靡曼轻柔，足以荡魄销魂，坐久之后，不觉有点心动起来。那童子就起身，携着皇娥的手，出了殿门，径向海边而来。但见一株桑树，高约八九百尺，树叶都是红色的，更有些紫色的桑椹，累累不绝的挂在上面。那童子向皇娥道：“这株桑树一万年才结一回果，吃了之后，可以后天而老。今天我们恰恰遇到有果的时候，真所谓天借之缘。我去采它几个来尝尝罢。”说着，就飞身上去，采了许多下来，分一半递给皇娥道：“请你吃了，祝你长寿！”　　皇娥接来吃了，觉得甜美异常，不禁心中又是一动。忽然看见有一只船停在海边，船上用桂树的枝儿做着一个表记，又用薰茅结了一个旌旗，又有一个用玉雕成的鸠鸟，放在那表记上面。皇娥看了，不解它有什么用处，便问那童子。那童子道：“这个名叫相风，是考察风向的物件。因为鸠鸟能够知道四时之气候，所以刻着它的形象。”说着，携了皇娥的手，径上船去，并肩坐下。那船不用撑摇，自会前进，直向海中浮去。此时皇娥觉得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说不尽心中的愉快。回头看见船上有一张梓树所做成的瑟，她就取将过来，放在膝上，弹了一回，又靠着瑟唱一个歌道：　　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　　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着日旁。　　当其何所至穹桑，心知和乐说未央。　　皇娥歌罢，那童子道：“我们今朝作桑中之游，这个歌就可算桑中之乐了。有唱不可无和，待我也来唱一个。”说罢，就唱道：　　四维八埏渺难极，驱光逐影穷水域。　　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值。　　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　　沧湄海浦来栖息。　　二人正在恋爱唱和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海水登时汹涌起来，一个浪头把船打翻了。皇娥蓦地一惊，陡然醒来，才知道是个奇梦，却是清清楚楚，一点没有忘记。后来嫁了黄帝，和黄帝出游，走到穹桑地方，看见那景致竟和当日梦中所见一些不差，不胜诧异，就和黄帝说，要在此地多住几时。黄帝答应，就在海边那一株桑树之东造了几间房屋，和皇娥一同住下。　　一日晚间，皇娥正在卸妆，忽见一颗大星如长虹一般从天上降到水边，倏然不见。仔细一想，正是当时梦中那童子落下之处，回念前情，不觉心中又动了一动，以后就有孕了。及至少昊生出，他的面貌又和梦中所见的童子丝毫无二，于是知道事有前定，这少昊氏必定是星精下降了。所以少昊氏生于穹桑之历史，就是如此。　　且说穹桑地方僻在西海之边，与中原隔绝，人烟稀少，帝喾的父亲桥极又早早去世了，帝喾生长在这个偏僻地方，幼年孤陋，可算得是个乡下的小孩子。但是他天生成功的聪明，有些事情竟能够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尤其欢喜研究的是天文星辰。邻居有一个人，姓柏名昭，本来是桥极的朋友，学问很好，只是性耽静僻，不喜作官，帝喾就拜他为师，常常去请教，因此学问、道德格外猛进。到得十二三岁的时候，居然已经是一位大圣人了。那时候在中原做大皇帝的是黄帝轩辕氏的孙子、少吴金天氏的侄儿，名叫颛顼高阳氏，排起辈行来，就是帝喾的堂房伯父。　　这位颛顼高阳氏，亦是一位天上降下来的星君，他未生之前，他的母亲女枢住在幽房之宫中，看见一道瑶光，如长虹一般穿过了月亮，她即时心有所感，便怀孕而生了颛顼。此刻这颛顼高阳氏，做大皇帝已经几十年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眼见得自己年纪渐渐大了，将来这个大皇帝的宝位传给什么人呢？心里非常注意挂念。忽然听得他的远房侄儿帝喾年纪虽小，竟有这样的圣德，不禁大喜，就派遣人到穹桑去宣召他母子到京，以便任用。帝喾母子听见这个消息，亦当然欢喜，就收拾行李，辞别了柏昭，跟随了颛顼的使臣径到帝丘京城来见颛顼。颛顼一看，只见帝喾生得方颐、庞覭、珠庭、仳齿、戴干，一表非常，心中大悦，便问道：“汝今年几岁啦？”帝喾道：“俊今年十五岁。”颛顼听了更加喜悦，又说道：“朕从前在少昊帝的时候，少昊帝命朕辅政，那时朕止十五岁。如今汝亦十五岁，恰好留在此处，辅佐朕躬，亦是千秋佳话。”说罢，就下诏封帝喾为侯爵，并将有辛地方封帝喾做个国君，但是不必到国，就在朝中佐理政事。从此帝喾就在帝丘住下。　　且说颛顼氏那时，在朝中最大的官职共有五个：一个是木正勾芒，专管东方之事；一个是火正祝融，专管南方之事；一个是金正蓐收，专管西方之事；一个是水正玄冥，专管北方之事；一个是后土，专管中央之事。做后土这个官的，名字叫勾龙，就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做火正官的，名叫重黎，是颛顼帝的孙子。做木正官的，名叫重；做金正官的，名字叫该；做水正官的有两个人，一个名字叫修，一个名字叫熙。重、该、修、熙这四个人都是少昊氏的儿子，就是帝喾的胞叔。帝喾既然到了帝丘，得了辅政大臣的官爵，当然和各大臣时常来往。　　重、该、修、熙四个是他的胞叔，当然更加密切，而帝喾所尤其佩服的是熙，因此又拜了熙做老师。　　光阴荏苒，不觉已是十几年，颛顼帝忽然得病呜呼了，享年九十一岁，在位共计七十六年。那时候君主大位的继承实在是个问题。颛顼氏有两个妃子，一个叫邹屠氏，一个叫胜奔氏。　　邹屠氏是蚩尤氏国民的后代，当初黄帝破灭蚩尤氏之后，将他的百姓分作两部：一部是不善的人，统统驱逐他们到极北的地方去；一部是善良的人，都迁到他邹屠地方来。这邹屠氏，从小就很端正，一日在路上遇到一个乌龟，就避开不肯去踏它。　　颛顼帝知道了，以为她有贤德，就娶子做了妃子，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禹祖，后来又屡次梦见太阳，每梦一次，必定有孕，生一个儿子，共总梦了八次，生了苍舒、聩豈、戭、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八个儿子，这时年纪都还甚校那胜奔氏名字叫绿，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伯称，号叫伯服，一个叫卷章，号叫老童，一个名叫季禺。伯称自小好游，萍踪无定，此刻不知在何处；卷章欢喜求仙访道，亦一去不返；季禺早已死去，那做火正官的重黎，就是卷章的儿子。其余还有几个庶子，但是都是微贱幼小，不足以当君位。现在颛顼帝驾崩，论到年龄资格，当然只有禹祖最为相宜，于是大家就立他起来，做了君主，叫做孺帝颛顼。哪知不到几时，这孺帝颛顼又生病而死了。　　这时国家连遭大丧，百姓惶惶无主。于是，在朝在野有声望的人会集起来商议，一致推戴帝喾出来做君主，一则因为帝喾才德出众，二则颛顼帝当时早有此意，不过没有明白说出来就是了。帝喾却不过大众的意思，只得允许，就即了帝位，一切大小官员，悉仍其旧，不过京城却换了一个，选定嵩山之北亳邑地方作为新都，叫金正、木正带了官员先去营造，等颛顼和孺帝颛顼两个落葬于帝丘城外之后，即便迁都到亳邑。因为他初封于辛的原故，改国号叫高辛氏。从此以后，便是帝喾时代了。　　且说帝喾此时年已三十，娶了四个妃子：第一个姓姜，名嫄，是有邰国君的女儿，性情清静专一，喜欢农桑之事，是个端庄朴实的女子。第二个是有娥国君的女儿，名叫简狄，极喜欢人事之治，乐于施惠，仁而有礼，而且能上知天文，是个聪明仁厚的女子。第三个姓陈锋氏，名叫庆都，不是个人种，是天上神人大帝的女儿，那大帝生于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东南游玩。一日，天大雷电，一个霹雳，将大帝身上的血打出了，流到一块大石的里面去。后来这血化成婴儿就是庆都。那时候，适值有一个姓陈锋氏的妇人从石旁经过，听见石头里面有婴儿啼叫之声，就设法取她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女的，因为她出身奇怪，相貌又好，就抱回去抚养，当作自己的女儿，因此她就姓了陈锋氏。后来长大之后，她的状貌很像神人大帝，因此大家知道她必是大帝的女儿。尤其奇怪的，她随便走到哪里，头上总有一朵黄云给她遮盖，所以他人要寻找庆都，不必寻人，只要寻那朵黄云，就寻到了。哪知不到七八年，她的养母陈锋氏忽然死了，这时庆都没有人抚养，不免衣食困苦。但是庆都却并不打紧，就使十几日没得吃，她亦不觉饿，这个岂不是更奇怪吗？后来有一个姓伊名长孺的人，看得她好，又看得她奇怪就收养了去，从此庆都就住在伊长孺家中了。帝喾辅政的时候，伊长孺同了庆都来到帝丘。帝喾的母亲握裒，听人说起庆都的奇异，叫了她来一看，头上果然顶着黄云，而且相貌又很好，更兼和自己同姓，因此就叫帝喾和伊长孺说明，收她做了妃子。第四个是诹訾氏的女儿，名叫常仪，亦是个极奇异的人。　　她生出来的时候头发甚长，一直垂到脚跟，而且也就能说话。　　帝喾因为她和自己初生时候的情形相同，所以又收她做了妃子。　　自从帝喾做了大皇帝之后，他的母亲握裒就向帝喾说道：“现在既然做了天子，应该立一个皇后才是。我看你四个妃子都是好的，相貌亦都像有福气的，你随便立一个罢，想来其余三个决不会心怀不平的。”帝喾道：“母亲所言固然不错，但是儿考察天文，那皇后不必一定要立的，天文中御女星有四颗，一颗最明亮，其余三颗较暗些，都是应养后妃之象。当初我曾祖皇考黄帝单有四个妃子，不立皇后，亦就是这个原故。现在儿恰有四个妃子，姜嫄年纪最长，就算她是一个正妃，应着那颗最明亮的星，其余三个以次相排，作为次妃、三妃、四妃，应着那三颗较暗的星，母亲以为如何？”握裒道：“原来有这许多道理，那么随你吧！”　　且说帝喾虽则有四个妃子，但是姜嫄、简狄、庆都三个都没有生育。只有常仪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已有五岁，握裒爱如珍宝，每日在宫中逗着她顽笑，真是含饴弄孙，其乐无极。一日，正在抱着帝女的时候，忽然见一个宫人从外面笑嘻嘻的跑进来，嘴里连声说道：“怪事！”握裒问道：“什么怪事？”　　宫人道：“外边有一个老妪，前日忽然得了一个耳疾，痒不可忍，用耳挖去挖，越挖越痒，到昨日这耳朵竟渐渐肿大起来了，但是依旧非常之痒，仿佛耳内有什么虫类在那里爬搔一般。老妪没有法，到今天只能让一个医生来治。医生道：‘耳内有一件怪物，非挑出不可。’于是用手术将它取了出来，却是和肉团一样的虫儿，大如蚕茧，有头，有眼，有尾，有足，不过不十分辨得清楚，取出之后蠕蠕欲动。大家看了都不认识是甚么东西，可是老妪的耳病却立刻好了，痒也止了，肿也消了。旁边刚刚有一个瓠篱，老妪就将这怪物放在瓠篱之上，又用盘盖祝及至医生出门，老妪送了转来，揭开盘子一看，那怪物长大了许多，变成狗形了，现在大家正在那里纷纷的看呢，岂不是怪事吗？”　　握裒听了，便道：“有这等事？叫他们去拿进来让我看。”宫人领命而去。过了一会，同了老妪，手中托着盘子走进来。　　握裒一看，盘中果然盛着一只极小的小狗，伏在那里，毛色五彩可爱。宫人道：“此刻又比刚才大得多了。”握裒问老妪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老驱又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却好帝喾退了朝，到握裒处来请安，看见了这只狗，听见了这番情形，亦很诧异，可是那只狗不知不觉又大了许多。　　帝喾道：“这个怪物，朕看起来决非偶然而生，必定有些奇异，但不知道将来它的变化究竟如何。”说着，便问那老妪道：“你这只狗有无用处？可否送了朕躬，朕当另以金帛相酬。”老妪听了，慌忙答道：“这只狗，老妪人绝无用，既然帝要它，就留在此，哪里敢当赏赐呢！”帝喾道：“不然，朕向来不喜欢奇异的东西，现在因为要研究它将来的变化，所以想留它在此，你若不肯受朕的酬谢，那么朕亦只好不要它了。”老妪道：“既然如此，老妪人拜赐。”帝喾便叫人拿了两匹帛，赏了那老妪，老妪极口称谢而去。　　这时，四个妃子听见说有这样的怪物，一齐来看，都说稀奇之至，于是各用食物去喂它。那只狗亦不时不刻的在那里长大，不到三日，居然有同獒狗这样大，生得非常之雄骏，毛片五色斑斓，而且灵警异常，知道人的说话，了解人的意思，因此宫中人人欢喜它。
         帝喾的女儿尤其爱它如性命，那只狗亦最喜欢亲近帝喾的女儿，竟有坐卧不离的光景。因为从前放它在瓠篱之上，用盘子盖过的原故，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作盘瓠。

周庚捷 发表于 2014-11-21 00:46 转：“中国上古神话” 夏禹王治水是在帝尧的时候。但是有些和治水有关系的人多生在帝喾的时候 ...

且说帝喾即位数年，四海之内无不臣服，只有一个共工国，不肯归附。原来那共工国在冀州地方，那地方有两个大泽，一个叫大陆泽在东面，一个叫昭余祁泽在西面，都是汪洋无际的。　　所以那地方的人民十分有九分住在水面，以船为家，熟悉水性，性情又非常之凶猛，在中国上古史上面很有重大关系，若不把它从头叙明，读者一时决不能了解。　　却说伏羲氏的末年，这个冀州地方出了一个怪人，姓康名回，生得铜头铁额，红发蛇身，想来亦是一位天降的魔君来和人民作对的了。那康回相貌即如此怕人，性情又非常凶恶，当时他地方上的人民就推戴他做了首领，号称共工氏。他即做了首领之后，霸有一方，常带了他凶猛的人民来争中原，要想做全中国的大皇帝。他们既然熟悉水性，所以和他人打起仗来总是用水攻，因此附近各国都怕他，差不多都听他的号令。这康回就此称霸于九州，因为擅长用水的原故，自以为得五行之中的水德，一切官制，都用水来做名字，亦可谓一世之雄了。谁知道偏偏有人起来和他对抗，那和他对抗的是什么人呢？是伏羲氏的妹子，号叫女娲氏。那女娲氏生在承注山地方，虽则是个女子，但亦是个极奇怪的人。她的相貌尤为难看，牛首蛇身而宣发。她的本领又极大，一日之中可以有七十种变化，要变一种甚么就是甚么，真可说是我们中国千古第一个英雌了。她在伏羲氏的时候，却已做过一件极重要之事，就是制定嫁娶之礼。　　原来太古时，男女之间岂但是交际公开，自由恋爱，简直是随意的匹配。女子遇到男子，无一个不可使他为我之夫；男子遇到女子，亦无一个不可使她为我之妻。弄到后来，生出一个子女，问他究竟是谁生的，他的父亲究竟是谁，连他的母亲自己亦莫名其妙。老实说一句，当时的人民和猪狗畜生大约总差不多呀！女娲氏看到这种情形，大大的不以为然，就和伏羲氏商量，要想定一个方法来改正它。伏羲氏问道：“你想定什么方法呢？”女娲氏道：“我想男女俩个配做一对夫妻，必定使他们有一定的住所，然后可以永远不离开。不离开，才可以不乱。现在假定男子得到女子，叫作有室，女子得到男子，叫做有家，这家室两个字。就是一对夫妻永远的住所了。但是，还是男子住到女子那边去呢？还是女子住到男子这边来呢？　　我以为应该女子住到男子这边来。何以故呢？现在的世界还是草茅初启，算不得文明之世。第一，要能够谋衣食；第二，要能够抵抗仇敌。将男子和女子的体力比较起来，当然是男子强，女子弱。那么男子去供给女子，保护女子，其势容易。女子去供给男子，保护男子，其势烦难。而且女子以生理上不同的原故，有时不但不能够供给男子、保护男子，反必须受男子的供给与保护。既然如此，那么应该服从男子，住到男子那边去，岂不是正当之理吗！所以我定一个名字，男子得到女子叫作娶，是娶过来；女子得到男子叫作嫁，须嫁过去。大哥，你看这个方法对吗？”伏羲氏道：“男女俩个成了夫妻，就是室家之根本，尽可以公共合意，脱离他们现在的住所，另外创设一个家庭，岂不是好？何必要女的嫁过去，男的娶过来，使女子受一种依靠男子的嫌疑呢？”　　女娲氏道：“这层道理，我亦想过，固然是好的，但是有为难之处。因为有了夫妻，就有父子，那做父母的，将子女辛辛苦苦养将大来，到得结果，儿子、女儿寻了一个匹配，双双的都到外边另组家庭，过他的快活日子去了，抛撇了一对老夫妻在老家里，寂寞伶仃，好不凄惨呀！万一老夫妻之中再死去一个，只剩得一个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你想他怎样过日子呢？　　况且一个人年纪老了，难免耳聋眼瞎，行动艰难等情形，或者有些疾病，全靠有他的子女在身边，可以服事他，奉养他。假使做子女的都各管各去了，这老病的父母交付何人？讲到报酬的道理，子女幼时不能自生自养，全靠父母抚育，那么父母老了，不能自生自养，当然应该由做子女的去服事奉养，这是所谓天经地义，岂可另外居住，抛撇父母不管呢！”　　伏羲氏道：“照你这样说起来，子女都应该服事父亲，奉养父母，这是不错的。但是，女子既然嫁到男家，那么她的父母哪个去服事奉养呢？难道女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吗？”女娲氏道：“我所定这个法子，亦是不得已的法子，因为各方面不能面面顾到，只好先顾着一面，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呀！况且照我的法子做起来，亦并非没有补救的方法，因为那女子的父母，不见得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的，假使有儿子，那么女儿虽去嫁人，儿子仍旧在家里服事奉养，何愁没有人呢！　　如果竟没有儿子，那么亦可以使男子住在女子家里，不将女子娶过去，或者女子将父母接到男子家中去，或者将所生的儿女承继过来，都是个补救之法，不过是个变例罢了。”伏羲氏道：“你所说男子必定要娶，女子必定要嫁，这个道理，我明白了。　　但是在那嫁娶的时候，另外有没有条件呢？”女娲氏道：“我想还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正姓氏，第二个是通媒妁，第三个是要男子先行聘礼。”伏羲氏道：“何以要正姓氏呢？”　　女娲氏道：“夫妻的配合是要他生儿育女，传种接代的，但是同一个祖宗的男女却配不得夫妻，因为配了夫妻之后，生出来的子女不是聋就是哑，或者带残疾，或者成白痴。就使一时候不聋不哑，不带残疾，不成白痴，到了一两代之后终究要发现的：或是愚笨，或是短命，或是不能生育。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作‘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真是历试历验的。细细考察起来，大概是血分太热的原故。所以我说，第一要正姓氏，凡是同姓的，一概禁止他们相配，大哥你看错不错？”　　伏羲氏道：“不错不错。那第二个条件通媒妁，又是什意思呢？”　　女娲氏道：“这是郑重嫁娶的意思。我看现在男女的配合实在太不郑重了。他们的配合，可以说全是由于情欲的冲动，而没有另外的心思。男女的情欲本来极容易冲动的，青年男子的情欲尤其容易冲动，他们既然因情欲冲动而配合，那么一经配合之后，情欲冲动的热度渐渐低落，就不免冷淡起来了，久而久之，或者竟两相厌恶起来了。大凡天下的事情，进得太快的，退起来亦必定极快，结合得太容易的，分散起来亦必定极容易。所以那种自由配合的夫妻，自由离异的亦是很多很多。　　夫妻配合，原想他组织一个永远的家庭，享受永远之幸福的。　　如若常常要离异，那么永远之家庭从何而组织，幸福从何而享受呢？所以，我现在想出一个通媒妁的方法来；媒是谋划的意思，妁是斟酌的意思。男女两个，果然要嫁要娶了，打听到或者看见到某处某家有一个可嫁可娶之人，那么就请自己的亲眷朋友或者邻里，总要年高德劭，靠得住的人，出来做个媒妁，先商量这俩个人到底配不配，年纪如何，相貌如何，性情如何，才干如何，平日的行为如何，一切都斟酌定了，然后再到那一方面去说。那一方面，亦如此请了媒妁，商量斟酌定了，大家同意，然后再定日期，行那个嫁娶乏礼，一切都是由两方媒妁跑来跑去说的，所以叫做通媒妁。照这个方法，有几项好处：一则，可以避免男女情欲的刺激。因为男女俩个自己直接商量，虽则各个都有慎重选择的意思，但是见了面之后，选择慎重的意思往往敌不过那个情欲的冲动，急于求成，无暇细细考虑也是有的。现在既然有媒妁在中间说话，那媒妁又是亲眷、朋友、邻里中年高德劭靠得住的人，那么对于男女两个的可配不可配，当然仔细慎重，不至错误。这是一项好处。二则，可以避免奸诈鬼蜮的行为。男女自己配合，两个果然都是出于诚心那也罢了，最可怕的其中有一个并不诚心，或是贪她的色，或是贪她的财，或竟是贪图一时之快乐。于是用尽心机，百般引诱，以求那一方面的允许。青年男女有何见识，不知不觉自然坠其术中；即或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妙，但是观而之下情不可却，勉强应允也是有的。到得后来，那个不诚心的人目的既达，自然立刻抛弃；那被抛弃的人当初是自己答应的，自己情愿的，旁无证人，连冤枉也没有处叫。自古以来，这种事情不知道有多少。假使经过媒妁的商量斟酌，这种奸诈鬼蜮技俩当然不至发生。这是第二项好处。三则，可以减少夫妻的离异。男子出妻，女子下堂求去，夫妻俩个到得万万不能同居的时候出此下策，亦是无可如何之事。但是，如果可以委曲求全，终以不离异为是。因为夫妻离异，究竟是个不祥之事呀！不过人的心理都是厌故而喜新的，虽则嫁了娶了，隔了一晌，看见一个漂亮的人，难免不再发生恋爱；既然发生恋爱，当然要舍去旧人，再去嫁他娶她了。自古以来，夫妻因此而离异的着实不少。如果嫁娶的时候，限定他必须要通媒妁，那么就有点不能自由了。　　刚才请媒妁的，何以忽然又要请媒妁？他自己一时亦开不出这个口；况且媒妁跑来跑去，何等麻烦；嫁娶的时候又不知道要费多少的手续，那么他们自然不敢轻于离异，希图再嫁再娶了。　　这是第三项好处。大哥，你看何如？”　　伏羲氏道：“很有理，很有理。第三个条件行聘礼，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女娲氏道：“这条件是我专对男子而设的。　　大凡天下世界女子对不住男子的少，男子对不住女子的多。我主张女子住到男子那边去，我又主张女子服从男子，这是我斟酌道理而言的，并非是重男轻女。我恐怕世界上那些不明道理的男子听了我的说话骄傲起来，以为女子是受我保护的，要我供给的，应该服从我的，于是就凌辱女子，欺侮女子，或者竟以女子为供我娱乐的玩物，那就大大的不对了。我所以定出这个行聘的方法来，凡嫁娶之时，已经媒妁说明白了，男子必先要拿点贵重物件送到女家去，表明一种诚心求恳的意思，又表明一种尊敬礼貌的意思，这个婚姻才可以算确定。我的意思是要给那些男子知道，夫妻的妻字是齐字的意思，本来和我是齐一平等，并不是有什么高低的，是用尊敬的礼貌、诚恳的心思去请求来替我主持家政，上奉祭祀，下育儿孙的，并不是随随便便快我之情欲的，那么做起人家来，自然是同心合意，相敬如宾，不轻容易反目了。大哥，你说是不是？”　　伏羲氏道：“道理是极充足的，不过那行聘的贵重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索性也给他们决定了，免得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又要争多嫌少，反而弄出意见来。”　　女娲氏道：“不错。我想现在是茹毛饮血的时候，最通行的是皮，最重要的亦是皮，就决定用皮罢。”　　伏羲氏道：“用几张呢？”女娲氏道：“用两张皮，取一个成双的意思，不多不少，贫富咸宜。大哥你看如何？”伏羲氏笑道：“好好，都依你，都依你。只是你几个方法定得太凶了，剥夺人家的自由，制止人家的恋爱，只怕几千年以后的青年男女要大大的不依，骂你是罪魁祸首呢！”　　女娲氏也笑道：“这个不要紧，随便什么方法，断没有历久而不敝的。果然那个时候，另有一个还要好的方法来改变我的方法，我也情愿。况且一个方法能够行到几千年，还有什么说，难道还不知足吗！”　　当下兄妹二人商议定了，到了第二日，就下令布告百姓，以后男女婚姻必须按照女娲氏所定的办法去做，并且叫女娲氏专管这件事。女娲氏又叫他一个臣子名叫蹇修的，办理这媒妁通词的事情。自此以后，风俗一变，男女的配合不会同那禽兽的杂乱无章了。于是百姓给女娲氏取一个别号叫作“神媒。”　　以上所说，就是女娲氏在伏羲氏时候的一回故事。后来伏羲氏既死，女娲氏代立，号叫女希氏。没有几年，因为年亦渐老，便退休在丽的地方不问政事了。哪知来了一个康回，专用水害人，女娲氏老大不忍，于是再出来和康回抵抗。她一日之中是有七十种变化的，一日化作一个老农，跑到康回那里去探听情形，只见那些人正在那里操演决水灌水的方法。有些在大川中间用一包一包的沙土填塞起来，等到上流之水积满，他就将所有沙土一齐取出，那股水势自然滔滔汩汩向下流冲去，这是一种方法；有些在大川两岸，或大湖沿边筑起很高堤防来，将水量储蓄得非常之多，陡然之间又将堤防掘去一角，那股水就向缺口冲出，漫溢各地，这又是一种方法；有的在山间将那溪流防堵起来，使那股水聚于一处，然后再将山石凿去一块，那水就从缺口倒泻而下，宛如瀑布，从下而望上，仿佛这水是从天上来的，这又是一种方法。康回督着百姓，天天在那里做这种勾当，所以那些百姓的手脚已操练得非常纯熟。　　女娲看了一转，心中暗想道：“原来如此，难怪大家不能抵当了。”于是就回到自己国里，发布命令，叫众多百姓预备大小各种石头二万块，分为五种，每种用青黄赤黑白的颜色作为记号。又吩咐预备长短木头一百根，另外再备最长的木头二十根。每根上面女娲亲自动手，都给它雕出一个鳌鱼的形状。　　又叫百姓再备芦草五十万担，限一个月内备齐。百姓听了莫名其妙，只得依限去备。那女娲氏又挑选一千名精壮的百姓，指定一座山，叫他们每日跑上跑下两次，以快为妙；又挑选二千名伶俐的百姓，叫他们到水裹去游泳汩没，每日四次，以能在水底里潜伏半日为妙。但是这一项百姓深以为苦，因为水底里决没有半日可以潜伏的。女娲氏又连用神力，传授他们一种秘诀，那二千名百姓都欢欣鼓舞，各各去练习了。女娲氏布置已毕，闲暇无事，有时督着百姓练习跑山，有时看着百姓练习泅水，有时取些泥土将它捏成人形，大大小小，各种皆有，每日捏多少个，仿佛女娲自己有一定的课程，陆续已捏有几千个了。　　众百姓看了，更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　　这时候，康回南侵的风声日紧一日，众百姓急了，向女娲氏道：“康回那恶人就要侵过来了，我们怎样抵当呢？兵器技击，我们亦应该练习，那么才可以和他厮杀。”　　女娲氏道：“是呀，我正在这里预备呢！跑山泅水，是预备破他的水害的，至于厮杀，我实在不忍用你们，因为厮杀是最危险的事情，不要说打败，就使打胜亦犯不着。古人说：‘杀人一千，自伤八百’，用我们八百个人去换他一千，虽则打胜，于心何忍呢！”　　众百姓道：“那么，他们杀过来，将如之何？”如娲道：“我自有主张，你们不必着急。你们只要将竹木等利器预备好就是了。”众百姓对于女娲氏是非常信任的，听见她如此说，料她必有另外的方法可以抵御，便不再言，大家自去预备竹木等利器不提。

周庚捷 发表于 2014-10-3 03:27 补充： 王姬满（？―公元前921年），姬姓，名满，周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位君主。 周穆王是中国 ...

转：“据网上资料，结合新伊林人、赵自强和苏三等人研究，以及分子人类学的证据支持，可以判定中国古籍描写姬周‘窜于戎狄之间’实质是周人从古埃及迁徙到关中的历史记载。关于姬周起源，“《诗经．大雅．生民》等材料，大量叙述了后稷发明农业的经过，后稷的‘稷’字从禾从田，与田亩庄稼有关。这说明周人很早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后稷所代表的是周人早期历史阶段。但到了不窋时代，由于夏后氏政衰，周人不得已而‘窜于戎狄之间’，经历了一段游牧生活阶段。一直到古公亶父之时，周人迁居歧山之下的周原，‘乃贬戎狄之俗’，‘复修后稷之业’，从而振兴农业。因此，讨论先周祖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说中的后稷发明农业是其第一阶段，从不窋开始‘窜于戎狄之间’到公刘居豳是第二阶段，从古公亶父迁歧到文王都丰是第三阶段。”《史记．周本纪》也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中也载有：“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1 姬周第一阶段应该不在中国境内姬周的起源问题也就是第一阶段问题。即姬周第一阶段到底在什么地方开始的农耕文明？中国学者一般都是这么解释：夏被商推翻后，姬周从东向西迁徙，开始了“窜于戎狄之间”的游牧流浪生活，后来又返回到故里最终推翻商。实际上这种解释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也不太符合逻辑。- 从考古上来说： 渭水流域一带不存在早于前1200年的先周遗址百度：姬周的起源过去一般认为是在渭水流域，汉班固在《百虎通．京师》中记载：“周家始封于何？后稷封于邰。”晋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写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风是也。”齐思和先生在《西周地理考》中也说：“周民族之为渭水民族，自来无异说。”但是果真如此吗？要考察这个阶段的情况可以先看看先周时代关中地区的姬周考古文化的分布情况。先周考古遗迹中位于古豳地区的长武县冉家乡（位于马莲河与泾河的交汇处）碾子坡是有代表性的。据主持发掘的胡谦盈先生推测：“碾子坡先周早期遗蹲的年代约稍微早于太王（古公亶父）时期，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相当（公元前1200年前后）。”到目前为止，渭水流域的先周遗迹主要有：武功县境内的郑家坡遗址；扶风县境内的北吕先周墓地；宝鸡市境内的斗鸡台先周墓地；凤翔县境内的西村先周墓地；歧山县境内的贺家村、礼村先周墓地；长安县境内的马王村、张家坡先周遗址。其中从墓葬的习俗来看，“从碾子坡墓地到斗鸡台、北吕、西村先周墓地，再至西周早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先周在关中最早的遗址碾子坡文化（公亶父前期）只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而在在公亶父前期以前，渭水流域、歧邑一带还不见有姬周文化的影子，那么公亶父以前的先周史也就不能从渭水流域寻找了。- 姬周与寺洼文化无关：百度：对于先周的起源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其中以胡谦盈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姬周文化源于寺洼文化。“目前已知寺洼文化的分布范围如下：东起自泾水上游支流马莲河的一股旁溪合水川，陕甘两省接壤地带的子午岭西側；西达甘肃省兰州市南边的洮河流域；北约位于甘、宁两省的接壤地带；向南则深入陕西省的旬邑县、长武县、千阳县和宝鸡市的渭河南岸，以及甘肃省东南部的白龙江流域及其支流被峪河和岷江等地。”胡谦盈经过分析指出：“（一）姬周文化存在众多浓厚的寺洼文化因素；（二）寺洼文化早于先周文化，但两者的年代基本接近并相互衔接；（三）泾水和汧两河流域是先周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重叠地区，而泾水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又是古文明记载的周人早期文化之间的某种新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周文化是在寺洼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可能是从寺洼文化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类型。” “胡谦盈先生将寺洼文化的族属认同于戎狄族。然而，姬周族与戎狄族显然属于不同的文化。姬周族窜于戎狄之后，虽受到戎狄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融合于其中。事实上，姬周族是经常遭‘戎狄攻之’。．．．这说明姬周族是不可能来源于属于戎狄文化的寺洼文化的。”同样的，考古也证明了姬周文化不可能来源于属于戎狄文化的寺洼文化，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李峰先生指出：“寺洼文化占比例最大的器类是马鞍形口双耳罐，这种罐根本不见于先周文化；寺洼居址中常见一种罐腹鼎，亦不见于先周文化。相反，先周居址的主要器类盆、深腹罐、尊、瓮等也不见于寺洼居址。总之，两者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周人尊夏的原因：是因为周人在夏为官百度： 我们先来看看周人的尊夏，在《诗经》中多次提到了周和夏禹的关系，例如：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信南山》）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文王有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此外，在周文献《诗经》和《尚书》中，周人常常自称为夏人。例如：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厕于时夏，允王保之。（《诗经．周颂．时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经．周颂．思文》）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有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君奭》）在《逸周书》中也有所载，例如在《逸周书．度邑解》中载：“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周人为何如此尊夏呢？如果认为周和夏原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民族，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了。周人尊夏就是因为：周之先人原来在夏世代为“后稷”，后来虽然随着夏的灭亡，周人也奔于戎狄之间了，但是这个早期的记忆依然存在，这才会出现周人屡屡以夏人自称这种情况。江林昌同意周人在夏世代为官之说，但是他又认为周人尊夏是因为“周夏同族，共出于黄帝。” 这一点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按照黄帝世系来解释周人尊夏的话，那么为什么周人不尊商呢？而按照黄帝世系来讲，周人和夏人的关系远没有周人和商人近。夏人是出于黄帝子昌意一系的，而商和周都是出于黄帝另一子玄嚣一系的。可见，用夏和周的血缘关系来解释周人的尊夏是不可取的。而应该以周世代于夏为官来解释这一点。既然周人在夏禹时代就和夏族在一起，那么推测：周的先人后稷（指姜嫄之子）在夏为掌管农业的官员，而他在夏外的封地应该就是周族最早的起源地。那么后稷的封地在何处呢？- 迁徙过程年代百度：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一般推测，从公元前1600年的夏后氏政衰起，姬周族就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开始了“窜于戎狄之间”的时代。按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文化分期法，与公叔祖类、公亶父相当的殷王祖甲、廪辛、康丁、武乙四代，正处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过渡时代，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191——前1113年之间。如此算来，周人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奔戎狄之间”，到公元前1113年前后，竟然有近500年的时间是在戎狄之间。- 一些古籍认为姬周人为西夷《孟子·离娄下》第一章：孟子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尚书笺》云：“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潜夫论.五德志》把夏禹称为“戎禹”。- 姬周第一阶段的封地应该不在中国境内以前也曾怀疑三星堆是不是夏的可能性，但是三星堆文化特征与夏周显然有别。而且三星堆历史阶段正好是周人‘窜于戎狄之间’时期，时间上也难以对应。而戎狄可能主要是指当时占据新疆中亚等地吐火罗人人。周人也不太可能从三星堆转到陕西游牧花了几百年。周人‘窜于戎狄之间’之前，是农耕民族的，文化文明发达，文字（汉字)基本成型，如果姬周第一阶段在中国境内，必定也有大量先周和夏的遗址，但这些在中国本土都无法找到对应。2 姬周是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吗？根据苏三观点，姬周是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的Dan部落迁徙到东方。百度：　　《圣经》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　　“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以色列的儿子“但”的图腾就是“龙”。而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以色列的“但家族”建立了中国的周朝，这个结论应该并不出人意外。“周公旦”的“旦”我认为是姓氏，不是名字。不过“但家族”建立中国周朝的根据确实不算多，主要为：第一，周朝的建立者之一名字叫“旦”；第二，以色列“但家族”出现的时间与周人出现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三，“但家族”被赋予实质上的“龙”图腾，今天的中国人普遍被认为是“龙的后人”；第四，“但家族”明显在中东受到排挤，在后面我们将看到但家族几乎是分封中最少的一个家族，可判断为他们家族的主干离开中东而外迁于某个殖民地。有关专家谨慎赞同苏三，如找到充分证据，就能改写历史。（见下图，以色列十二部落封地，Dan的封地最小。）3 姬周文化的源头在古埃及 （见新伊林等人大量证据）4 分子人类学证据 支持姬周从中东开始‘窜于戎狄之间’而迁徙到东方中国的Q系来源及分布都很有特点，表现出了与姬周整部落从中东地区开始，途中‘窜于戎狄之间’，而后到达周原的路径相当地吻合。- Y-Q系的分化地是在中东，在中东几乎可以找到除Q1a1的所有其他Q单倍群类型，Q1a1如果不是从中东而来，又从哪来？而中国的O系则是从东南亚起源并扩散北上而来，与中东难以挂上钩。上面姬周从中东迁徙而来证据成立的话，仅此一条，就可以把O系排除在姬周可能的候选单倍群之内。- 商兴起于4000年前，周兴起于3000年前。在中国大地的4000年以前的石器墓葬，找不到Q的踪迹，但2500年前宁夏彭阳地区墓葬发现Q。Q在中国出现时间范围可以限定在4000-2500年前。正是商周兴起时代。- 华夏族起于西北，盛于华北，向东融合“东夷”，向南融合“南蛮”。在中国除了后来被命名的“西夏”和“宁夏”与夏有关系外，其他地方很难与夏有关。而历史上希腊和中亚等地都有很多“大夏”国家命名。- 华夏族的核心单倍群必然会呈现北方多，南方少的基本格局。而Y-Q系，在西北比例最高，多样性也较高，其次华北，其次华南，与华夏族扩张模式相当吻合，与姬周迁徙模式也完全吻合。- 华夏族对周边影响：秦汉扩张到越南，越南现在有7%的Q。- Q1a1以前被认为仅是汉族所有，后来发现其他少数民族也有Q1a1，但是似乎都有汉族的影子或影响。比如中亚的东干人也发现有Q1a1，但东干人实际上就是清朝时陕甘回民叛乱失败后逃到中亚的。Q1a1与汉族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而O系的任一单倍群都难有此特征。- O3-M134*(F444)或许表现出了较多与Q1a1一起扩张的模式，这有可能是华夏族和M134*的部落联盟后发展的结果。历史也记载姬周与羌结盟。同时M134*也是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重要组成成分，不如Q1a1的汉族性更强。- 目前已知的Q1a1姓氏有：袁，刘，王，谢，陈，毛，吴，姬。。。等，与姬周姓氏都有莫大关系。- Q1a1在汉族中的分布模式，与姬周分封制造成的结果 比较吻合。- Q1a1的STR分析发现，目前已知Q1a1都可以归入到三个大簇，西北多样性最多，DYS391=10有不少，华北以DYS391=9为主，华南以DYS391=6为主。三个大簇STR分离差距基本都在6-7步以内，与姬周3000年扩散分离模式又是非常吻合。- 中国家驴100%的祖先是非洲索马里野驴和努比亚野驴，亚洲野驴不是中国家驴的祖先。历史记载，考古证明，文化比较，以及分子人类学证据，都能互相印证吻合！(中东地区可可以找到除Q1a1以外的所有单倍群分布，显然汉族性表现很强的Q1a1应是从中东地区迁徙而来)，这些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姬周从中东迁徙而来！

荐：“中国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方式等来看三代文化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只有将东亚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才能透视中国原史或三代史。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文化传统。关键词：夷 夏 中国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一、引言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夏、商、周三代大体上属于青铜时代，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李济云：“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1]三代文化的起源问题争论了数个世纪，至今未有定论。中国文化外来说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等，考古学上的外来说始于安特生。列·谢·瓦西里耶夫集外来说之大成，提出“梯级传播”假说，认为中国青铜游牧文化来自西方，石器时代文化亦是外来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2]。蒲立本通过汉语和印欧语比较研究宣称：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3]。余太山遥相呼应，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4]。林嘉琳与多国学者合作完成了青铜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一脉相承[5]。考古学上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始于城子崖的发掘及龙山文化的命名。梁思永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6]。夏鼐明确了仰韶与齐家文化的时代顺序，巩固了本土起源的信心，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种文明要素的发展[7]。何炳棣从生态环境、农业、畜牧业、陶器、青铜器、文字等方面论证了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代表人物[8]。苏秉琦[9]、张光直[10]分别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和“相互作用圈假说”，能动地看待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中原独秀的一元论。本土起源说和外来传播说均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中国新石器文化诸要素并不一定起源于中原，青铜时代诸新文化因子亦来自他方。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表明上古存在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明了方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和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是研究中国外来文化的典范。李约瑟等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系统探索，开拓了东西文化交流比较研究领域。最近几十年考古植物学、考古动物学、冶金考古、农业考古、技术考古以及分子遗传学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均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对三代文化要素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分析。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 duree）概念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扩展了人类历史研究视野，为全球史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西方考古学界柴尔德宣称欧洲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东方，称之为文明的曙光：“在爱琴海，来自埃及和苏美尔的启迪缔造了一个真正的欧洲文明。”[11]谢拉特发现以犁耕为核心的农耕文化源自西亚，称之为次级产业革命[12]。弗兰克等认为不仅有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有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而是5000年，也就是说青铜时代即已形成世界体系[13]。青铜冶炼需要跨地区合作，西亚及其附近地区五千年前就形成了以红铜、锡、铅、青铜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网，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外围关系的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可包括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东亚很可能和古代欧洲一样是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研究已成全球史热点，但主要集中在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没有涉及中国[14]。夏商周断代工程默认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期锁定中原，第二期扩展到了边疆；但均未重视三代外来文化。本文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欧亚大陆，承认中国文化要素本土起源的同时关注外来文化因素，试图阐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综合研究表明石器、陶器、水稻、粟、猪、狗、半地穴或干栏式住宅、土坑葬、玉器等定居农业文化因素在东亚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甚至万年前，而青铜、小麦、黄牛、绵羊、马、火葬、金器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东亚不早于五或四千年；可以初步肯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是外来因素。从全球史也就是多学科结合透视三代文化的根源：以田野考古和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纵向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化特征，横向从青铜时代文化探求人类或欧亚文化共性，明确中国三代文化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从全球史或考古人类学角度研究三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及其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古代世界体系理论进展的同时，将利用中国田野和实验考古成果充实和丰富古代世界体系理论。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Bronze Age World System）不识欧洲真面目，只缘身是欧洲人。早期考古学研究重在田野发掘和文字解读，缺乏理论概括；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四分五裂，缺乏相对完整的形象。柴尔德是澳洲长大的欧洲后裔，具有观察欧洲的独特视角，率先从考古人类学角度将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一生写了二十来本书，处女作是《欧洲文明的黎明》（1925），生前最后一部书是增订版《欧洲文明的黎明》（1957）；其中还写过两部更宏观的著作《人类创造自己》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雅俗共享、影响深远。他非常重视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善于从人类发展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了理解人类进步的关键概念“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受柴尔德的启发，1981年为纪念英年早逝的导师新考古学先驱大卫·克拉克，谢拉特竭力撰写了自认为最好的论文“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15]，正式提出了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概念。他从新旧大陆比较着眼，发现家养动物绝然不同，认为对不同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是造成新旧大陆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新石器革命中植物和动物分别被驯化，相应地产生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犁耕或牛耕是种植业与畜牧业互动与结合的关键。犁可能是最早的畜力机械，首先出现在西亚，不久就传播到了欧洲。有众多图像和文字证据表明五千年前西亚就普遍实行两牛抬扛式的牛耕了,欧洲局部地区发现了牛耕的物证，北欧如丹麦也发现了近五千年的犁耕痕迹。与犁耕密切相关的是动物牵引的车辆或轮式运输。用牛或驴牵引的四轮车五千前就出现在西亚，大约四千年前中亚出现了马拉的有辐双轮车和骑马术，提高了大宗物品远距离运输的能力。挤奶风俗和毛制技术逐渐普及，改善了衣食和居住条件。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都是对家养动物的次级开发，不同于吃肉寝皮、敲骨吸髓的初级利用，谢拉特称之为次级产品革命。家养动物次级开发技术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但四-五千年前形成了复合体。次级产品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形成了以犁耕农业为核心的定居生活方式和以奶为食以毛为衣的畜牧生活方式，导致了城市的兴起和游牧民族的诞生。犁耕取代锄耕，游牧代替畜牧，男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逐渐形成了男权社会。1983年他在《世界考古学》上发表文章补充论述犁耕的起源与发展、绵羊的传播与利用、挤奶风俗的源起、骆驼与马属动物的次级开发利用以及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动物次级开发在旧大陆的起源与传播过程[16]。谢拉特提出“次级产品革命”，阐明了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过渡的动因。新石器时代驯化了动物和植物，只是对动物进行了初级开发利用，又称“食物生产革命”；次级开发利用动物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能力，剩余产品和远距离贸易与互动是城市产生的条件。次级产品革命概念已被考古人类学界广泛接受，进入了《牛津考古手册》。有关家养动物次级开发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传播的路径和细节可能被不断更新，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的创意不会过时。在“犁与畜牧”一文中谢拉特已多次顺便提到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十年后他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发表长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应该怎么样：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试探性地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17]。1999年克拉克纪念讲座中他重申了考古学中世界体系与长时段变化的关系：从旧大陆或全球观点考察人类史上的重大变迁，如全球殖民、农业传播、冶金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印欧人的起源。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车辆运输和骑乘使远距离贸易和互动成为可能，西亚无疑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Core），中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近水楼台较早进入世界体系是外围(Periphery)，欧洲大部包括北欧随之加入是边缘(Margin)。次级产品革命是新旧大陆的根本区别所在：它不仅造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而且孕育了现代世界体系[18]。无独有偶，考古人类学家谢拉特和经济人类学家弗兰克所见略同，几乎同时分别发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透过中古世界体系，也发现了古代世界体系。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提出了“长时代”、“经济世界”、“总体史”概念，沃勒斯坦发展成“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关系密切，在新创刊的《世界史学报》发表文章倡导研究世界系统史[19]。又与谢拉特取得了联系，引用了他的手稿和发表的论文,1993年在权威刊物《当代人类学》上发表专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及其周期”。[20]谢拉特横向考察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范围，承认西亚是中心、地中海地区是外围的同时，强调欧洲大部是边缘组成部分。弗兰克纵向考察世界体系的变化，承认现代、中古世界体系之外，强调存在古代世界体系且因时而变。弗兰克等主编出版《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谢拉特在封底肯定了弗兰克等的努力：本书值得广泛阅读和讨论，我认为这极其重要[21]。此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逐渐进入学术界，广为人知。弗兰克《白银时代》是研究中国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杰作。谢拉特也关心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应邀出席了梅维恒在宾州大学主持召开的“古代世界接触与交流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跨欧亚大陆交流：史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22]克罗斯比提出哥伦布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阐述新旧大陆的接触与交流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23]。谢拉特认为欧亚大陆内部东西方青铜时代就有了接触和交换，形成了古代世界体系。他没来过中国，也不懂汉语，承认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是旧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的成员(semidetached membership)。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欧亚大陆形成了青铜时代文化区，象西亚、中亚和欧洲（不象南部非洲）一样中国或东亚是组成部分。他认为互动论者（interactionist）比外来传播说者（diffusionist）或土著自主论者(autonomist)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动物的开发主要是获取肉食即是初级利用[24]，除了犬可能用于狩猎之外几乎没有发现次级利用的证据[25]。青铜时代次级产品革命才影响到中国，改变东亚的文化面貌。顺着谢拉特、弗兰克的思路，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说明三代中国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三、中国青铜时代日本的绳纹文化、韩国的有纹陶器文化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日本学者早就明确承认日本青铜与游牧文化源于中国或中亚[26]，韩国学者也承认其青铜或游牧文化来源于中国或中亚，只是传播的具体时间和途径还存有争议[27]。中国学者也乐意承认中国与日本、韩国青铜文化的源流关系[28]。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来源于中亚或西亚。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小麦、砖、金崇拜以及支石墓、火葬和天帝崇拜，游牧文化和尚武好战之风席卷东亚。1、青铜器与青铜技术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29]。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影响。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斧、剑、头盔、镞、马衔、凿、针、锥、耳环、指环、镜等[30]。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而种植业和母权萎缩，金芭坦丝称之为库尔干（Kurgan）文化，认为是原始印欧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31]。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32]。古墓沟文化遗址[33]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34]。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35]，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在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36]。四坝文化、齐家文化[37]、朱开沟文化[38]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铸造中心。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39]。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鍑[40]、鬲、爵、戈、戟、编钟、多珠铃、大铎、巴形器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41]。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42]。2、羊与羊毛制品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最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43]。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44]；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45]。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才出现羊的踪迹，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46]。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47]。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羊完整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48]。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49]。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50]。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51]。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52]。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羊”“大”为“美”。羊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逐渐有了美丽和吉祥的含义。3、黄牛、牛奶与牛耕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53]，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54]。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55]。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地工具是耒和耜，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56]。东亚拉犁亦源于中亚或西亚。[57]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58]。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可能起源于西亚[59]，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60]。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61]、韩国[62]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63]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64]，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10%[65]。就中国而言，成年人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66]。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67]，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4、马、马车与骑乘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68]。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69]。最近发现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70]，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71]，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72]。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73]。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马的驯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mtDNA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74]。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75]。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76]，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77]。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78]。另外高加索地区出土了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支持马车近东起源说[79]。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林已奈夫[80]、夏含夷[81]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82]。5、小麦六倍体小麦 (Triticum aestivum)即普通小麦已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或国家产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史前全球化的标志性作物。中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只是具体传播时间和途径还存在争议。最近10来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一批早期小麦遗存，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即龙山时代传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传播途径可能包括了几条不同的路线，即欧亚草原大通道、河西走廊绿洲通道以及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83]。甘肃东灰山遗址堆积成因复杂，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马厂文化碳化小麦可佐证东灰山小麦年代和遗址堆积成因判读可信，河西走廊地区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84]。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85]。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经历了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根据作物种类和饮食方法可以勾划东西两种不同传统：西亚或西方的饮食特点是研磨面粉加以烘烤，而东亚或东方主要是煮和蒸。小麦、大麦和牛在中国被接受可以和这些物种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如何转化为食物的方式进行对比，唯有小麦在两大传统中均为主要粮食作物[86]。植物微化石（macrofossils）确定植物种类，而稳定同位素可以测定人和动物的食谱，同时利用这两种方法研究可以解决欧亚草原上农业传播的问题：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了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西传到了欧洲[87]。一般认为高价值和数量稀少的植物如香料和麻醉剂屡屡长距离迁移或贸易，而提供能量的主食如谷物和块茎类全球化过程较少发生。公元前3千纪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更早的类似于“哥伦布交换”的主食全球化过程在旧大陆展开[88]。6、砖建筑砖是人类建筑史上首项重大发明。西亚特别是两河流域缺乏天然石头，新石器时代几乎与陶器同时发明了砖。生砖指砖坯（abode）、粘土砖(clay brick)或泥砖(mud brick)，又称日晒砖(Sundried brick)，可追根溯源到近万年前的西亚[89]。制砖是苏美尔人的重要日常工作，阳光充足的夏季第一个月称之为砖月[90]。苏美尔时代大量使用生砖，熟砖即烧砖(fired brick or burnt brick)或烤砖(baked brick)也开始出现。巴比伦时代流行釉砖和琉璃砖，砖雕或画像砖亦应运而生。青铜时代西亚地区用多种砖建造神庙、宫殿、围墙、道路、桥梁、水渠和居民住宅；砖砌建筑技术四千年前传播到了印度河、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时期传播到了整个欧洲[91]。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流行半地穴式住房，南方流行干栏式建筑，中原发明了窑洞建筑。龙山文化末期如平粮台遗址已出现砖坯和排水管。东灰山四坝文化日晒土坯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土砖。镇原县齐家文化房基发现了上百米陶水管，每节水管长53厘米，设有子母口，可互相衔接，早于二头里，已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陕西周原西周遗址出土了砖瓦等建筑材料,证明三千年前周人就生产和使用砖瓦以及制作难度较大的排水管道[92]。虽然周代已有砖踪瓦迹，春秋战国时期陆续出现了长方形粘土薄砖，大型空心砖，断面成几字形的花砖，长方形凹槽砖和拦板砖等，秦汉时期粘土砖的制作技术已成熟，样式亦相对固定。“秦砖汉瓦”可追溯到四坝、齐家文化，但砖瓦建筑秦汉时代才开始普及。生砖和熟砖制作技术均可追溯到西亚，唯有空心砖可能是中国的发明。7、支石墓、墓道与火葬韩半岛支石墓数以万计，是世界上支石墓最密集的地区。中国西北、西南和东北青铜时代流行过石棺墓，并不是支石墓、刻石墓或巨石墓的起源地。[93]中亚卡拉苏克亦有密集的石棺墓或石砌墓群，韩国支石墓可能源于中亚[94]。欧洲发现了许多更早的支石墓或巨石文化，伦福儒认为英国和丹麦的巨石文化可以早到公元前五千纪，不晚于公元前四千年，比埃及金字塔更古老，并且进入了酋长社会[95]。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支石墓或立石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早期青铜时代（3200－3000 BC）。[96]四千年左右的支石墓常见于欧洲、中亚和西亚，有人推测与半游牧生活方式有关[97]。前方后圆坟不仅与日本国家的起源和民族形成有关，而且有中国圆坟和方坟的影响，可能是祖灵祭祀的体现[98]。中日坟丘墓的相似性表明这种影响是明显的[99]。日本、韩国、中国的周沟墓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卡约文化[100]。中国青铜时代以来墓葬制度受到了中亚、西亚的明显影响。墓道在欧亚大陆有共同的起源，由单条演变到多条墓道[101]。东亚从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墓道，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四条墓道的大墓[102]。《墨子》、《列子》等提到羌人实行火葬，而火葬源自印欧语系民族。氐、羌文化遗存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位于河西走廊，发现了装骨灰的陶罐。目前东亚最早的火葬墓见于约四千年前的宗日遗址[103]，稍晚的火葬遗迹在中国西南和东北和中原均有发现[104]。周人亦可能实行火葬。[105]骨灰瓮文化（urnfieldculture）是中亚或东欧的青铜时代印欧人创造的文化[106]。8、战争与戎伴随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的出现，好战之风刮到了东亚。夏、商、周三代，礼坏乐崩，尚武好战占了上风。印欧疯狂武士（Berserks）是尚武好战文化的有力传播者[107]。凯尔特战斗激情、斯巴达精神、秦国崇尚武力到日本武士道，都是尚武好战之风的不同体现。商鞅规定斩首进爵，秦“带甲百万”顿足擦拳、急不可待。爵是一种特殊的酒杯，杀敌进爵显然是游牧民杀敌饮酒的演进。《史记·匈奴列传》：“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六国军队和秦军相遇，一败再败，义不敌秦。秦始皇终于可以卑睨一切，号令天下。青铜短剑是古代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108]，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109]。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110]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是外来词。汉匈交叠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111]，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爱刀剑是一种拜物教，日本、韩国、中国青铜武器崇拜或祭祀之风一脉相承[112]。梁启超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113]战争是“有组织的武力冲突”，考古学上有如下表现：防卫设施的聚落或城镇，武器刀、剑或如弓、矢以及防身装备，武备陪葬或武器祭祀风俗，伤亡者，战士或战斗场面的造型艺术品或画面[114]。日本列岛确凿无疑的战争始于弥生时代[115]。战争改变了原有的部族秩序和社会结构，促进了王权的形成和王国诞生[116]。韩国新石器时代没有发生战争的迹象，到青铜时代才出现与战争有关环壕聚落和兵器，原三国时代才进入战争时代。有人试图将东亚最早的战争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117]，但是证据很不充分。打架、斗殴甚至杀人都不是战争。东亚最早确凿无疑的战争见于商代，真正激烈的大战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是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生物自然现象。自然界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但不存在战争。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日本、韩国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与青铜游牧文化的传播明显相关，中国也不会例外。战争的源头亦可由青铜兵器追溯到中亚或西亚。殷墟矢镞、戈、矛、刀削、斧斤是东亚的比剑更古老的五种兵器，仅戈为中国本土之物，其它四种和剑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118]。戈和戟是东亚特有的兵器，西方人称之为中国戈戟（Chinese Ko-halberd）[119]。戈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120]，主要分布于中原，亦不早于青铜时代。9、金器金之美者为黄金。黄金是金属文化的象征。古埃及金碧辉煌的文化令人叹为观止，大夏黄金宝藏令人目不暇接，斯基泰被认为是草原黄金的主人。环黑海地区(Circumpontic Metallurgical Province)收集到的七万八千余件史前金属制品中有五万五千余件是黄金制品[121]。金羊毛、金苹果的故事流传久远，西亚似乎有一个黄金时代，可与东亚玉器时代交相辉映。东亚黄金制品不早于青铜器。中国早期金器见于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三星堆等商、周时代文化遗址，大体而言与青铜相伴而来。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是绝世精品，已被指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夏、商、周金器主要是装饰品和祭祀或礼仪用品[122]，不难在中亚、西亚找到对应的原形。新罗黄金、鲜卑金饰、匈奴金冠、大夏黄金、斯基泰金器、巴比伦金叶、埃及金面一脉相承，都是金崇拜的体现。“公主金冠”是古代埃及黄金工艺的代表作：造型简洁，以环状头箍为中心，上、下皆以叶片装饰。金片工艺品在乌尔王朝十分流行[123]。金冠或步摇冠从斯基泰影响到了匈奴。匈奴、鲜卑、蒙古流行步摇或步摇冠，对新罗皇冠产生了明显影响,[124]并且波及到了日本[125]。10、天与帝天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共同崇拜的对象，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关于帝与天的关系已有不少人做过研究和猜测，但仍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126]。皇天与上帝亦难分彼此，天子与帝子有共同渊源[127]。傅礼初在其遗作中提出“一神信仰”（a single universal god）起源于雅利安人，认为东亚的“天崇拜”与印欧游牧民特别是吐火罗人的活动有关[128]。天崇拜的内容大同而形式有异。《尚书·大浩》“天”出现了约二十次：“天降威…予造天役…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先秦文献中天与帝经常通用或连用，大同小异。《尚书·召浩》云：“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匈奴时代，对天的崇拜进入了高级阶段。祭天是匈奴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单于号称“撑犁孤涂”，意为天子，这与汉朝皇帝号称天子如出一辙。《礼记·曲礼》云：“君天下为天子”。郑玄注曰：“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匈奴人有对天发誓的习俗，亦相信天谴之说。匈奴将西域某高耸入云之山作为天或天神的象征，称之为天山。“祁连”与“撑犁”为同音异译，意为天，祁连天山即天山，是匈奴人心目中的神山[129]。匈奴的祭天习俗被突厥、契丹、蒙古所继承。匈奴称天为“祁连”或“撑犁”，与突厥、蒙古语之“腾格里（tangri）和汉语之天（tian）有语言学上的联系。[130]祭天、天山、天子、对天发誓、天谴以及语言学上的联系表明游牧与农耕民族对天有着类似的崇拜现象。大体而言，商代多称帝，周代多称天，游牧民多称腾格里；在苏美尔语中有din-gir, di-gir, dim-mer等读音。不无可能初次传入读帝，再次传入读天，三次传入读腾格里。以上是从夏王朝开始东亚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可概称为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其东传与吐火罗人、羌或戎、狄有关[131]，可以推断是夏人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东亚各国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并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引进青铜技术后不仅能生产与中亚同样的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还生产大型容器作礼器和一些特殊的工艺品。牛、马、羊及其相关技术的传播亦遇到了阻力，或者说只是被选择性地吸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日本列岛、韩半岛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从未游牧化，但从生产力经济基础到上屋建筑意识形态均受到了青铜游牧文化的洗礼。尚武之风和黄金崇拜风靡东亚，玉器崇拜和礼仪之风尚存。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文化，尚未进入青铜时代。夏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和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提并论就更不合适。夏鼐认为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132]。从夏王朝开始出现的这些新文化只能归功于夏人及其关系密切的戎、狄或吐火罗人。古墓沟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基本上包含了上述新的文化因素，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夏文化。新石器时代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玉帛古国林立，有祀无戎；青铜时代以游牧文化为特征，王国独立，战争频繁。东亚从此进入了历史时期。四、讨论与结语考古学家关注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细节，人类学家寻求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通则。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全方位（holistic）研究才能透视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不是并立的。人类同源，中国人不可能有独立的起源；文化多样，中国文化不会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已深入人心，中古世界体系亦众所周知，古代世界体系也逐渐清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共同体”，只要大于一个洲就可称为世界体系。全球史就是用跨文化、跨地区、跨民族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从而描述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它是宏观史（Macro history）或大历史（big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首任主席安德鲁·怀特早在十九世纪就号召研究世界史：“我们可以视之为树干，而把专门史和传记视为枝叶；树干从枝叶那里获取生命力，同时也给予枝叶以生命力，两者并行不悖地均衡生长。”[133]中国考古人类学之父李济亦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134]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是不合适的，我们研究枝叶时，不要忘了树干！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是旧大陆古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技术文化基础。青铜、牛、马、羊、小麦、大麦、蚕豆、牛耕、车马、毛制品、砖、火葬、墓道、好战风气、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指示物或示踪元素，三代中国几乎照单全收，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不是考古学上的孤岛，更不是人类文化的死角。人类属于一个物种智人，走上了长途跋涉的迁徒之路，分散到全球各地，互动一直影响着人类。全球史治史方法很多，其中常用的是通过比较求同寻异，发现世界史的契合点。具体比较研究为宏观比较透视提供了基础。西亚中亚既是欧洲的东方，也是中国的西方。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可以进行宏观比较或类比。青铜游牧文化可以传播到欧洲，没有理由阻止其传入东亚。如果欧洲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中国不太可能在边缘之外。事实上虽然离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核心区较远，欧洲和东亚是古代世界体系两个巨大的边缘区。中心与外围（center and periphery）视角审视世界史来自经济学。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自己地位有特殊理解，一个人的中心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外缘，反之亦然。世界体系中心与外围是相对的，因时而变，且可有多个中心。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中国既是边缘，也是中心。东亚处于古代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又长期是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古世界体系中，汉唐宋元中国处于中心地位。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逐渐由边缘转变为中心，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正在形成双核格局。古代世界体系中，四千年前龙山时代的中国是遥远的边缘，四千年后夏商周三代逐渐成了中心之一。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实质上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四个中心。　　聚合与离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是全球史另一个重要研究视角，青铜与游牧文化的离散和中国民族文化的聚合是两个极好的例证。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来看，西亚青铜冶炼技术和中亚游牧文化全球扩散。青铜技术起源于西亚，首先扩散到中亚、地中海地区（南欧和北亚）、南亚，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部、东亚和东南亚、南部非洲，乃至整个旧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与此相关的文化要素有小麦、砖和黄金崇拜。游牧文化形成于中亚，然后向四面八方扩散，与印欧文化的形成和印欧人的扩张密切相关。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是由西亚中亚向周围扩张形成的，五千年前局限于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四千年前扩展到中亚地区，三千年前普及到几乎整个旧大陆。另一方面三代文化是聚合而成。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了六畜，外来的麦与本土的稻、粟、黍、豆构成了五谷。牛耕姗姗来迟，耒耜或锄头一直是基本的生产工具，犁耕与锄耕互补形成了东亚农业传统。丝绸西传，毛毯东播，丝毯是东西文化交织的象征。舟船源自中国，车马来自中亚，舟船车马在中原交汇。夯筑是本土起源，秦砖或周砖源自西亚，夯土城墙外砌砖边是东西合璧。土葬是东亚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亚，土葬火葬并行不悖。礼乐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好战风尚来自中亚，祀与戎均成国之大事。玉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金崇拜始于青铜时代，金声玉振集大成。祭祖是东方特色，拜天是中亚传统，敬天法祖两不误。上述十个方面综合比较研究均可证明三代文化的“双螺旋”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本土起源，以定居农业为特色，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上层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代文化。离散如裂变反应，是文化传播或扩张的主要形式；聚合如聚合反应，是文化进化加速的根本动力。演化和传播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演化缓慢，以量变为主；传播迅速，常常引起质变。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六千多年发展缓慢，漫长而和平；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日趋复杂，战争或改朝换代不断重演。本土起源说可以解释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外来说可以阐明青铜游牧文化的来源。传播论和进化论并不总是对立的，传播亦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或方式，只有将两者结合的互动论才能阐明三代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135]不同人群相遇之后相互影响，小地方与大世界互动，地方史也可全球化。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产生长距离或间接互动。直接互动无时不有；间接互动时断时续。中心与周围是直接互动，中心与边缘是间接互动。近距离接触互动与交流有目共睹，远距离互动与交流难以察觉。石器时代人类靠两足行走近距离接触互动是主要形式，青铜时代车辆和骑乘的发明和普及使长距离互动成了人类的日常活动。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和张光直“相互作用圈假说”已众所周知，但都局限于中国或东亚，洲际互动并末引起足够的重视。海洋和山脉不能阻止人类迁徒和交流，互为邻居，时刻互动。帕米尔高原西边或中亚与西亚之间有青金石之路，东边或中亚与东亚之间有玉石之路，沟通东西的是青铜之路。丝绸之路是双向交流，青铜之路亦然，洲际互动在青铜时代已蔚然成风。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世界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应该从系统动态角度来理解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人类迁徒和文化特别是技术传播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变化的关键因子。见物不见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自嘲。四足动物和无足植物都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两足的人难道会止步不前？分子遗传学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同一性，中国人并不是特殊人类，与其他人一样同源于非洲。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中亦有印欧人成分[136]。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赤狄、白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部分印欧人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山东。[137]现代人起源的“走出非洲”假说已经得到了遗传学和人类学证据的广泛支持。通过东亚及周边地区基因多样性的比较，发现Y染色体的O-M175、C-M130、D-YAP单倍群以及mtDNA的单倍群B、R9、M为南线成分，两者分别构成了80％和85%的东亚人群父系、母系基因库；而来自北线的谱系包含了9％和1.2％的东亚人群Y染色体和mtDNA。[138]这一结果表明来自南线的成分是构成东亚人群基因库的绝对主体，90%以上的人来自南方即蒙古种人或夷人，不到10%来自西方即印欧种人或夏人，汉人多数是混血而成。语言人类学研究亦支持青铜时代存在世界体系。蒲立本通过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其进入印度[139]。他大胆猜想干支是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可能与闪美特语字母表中二十二个辅音符号有关，坚信汉语与印欧语不止是借用或相互影响，而且有发生学关系[140]。语言学研究发现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一些证据：中国文明并不是完全的土著文明，如印地安文明；而是次生文明，如印度文明、希腊文明[141]。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世界体系。[142]赤县神州只是九州之一，九州之外还有大九州。历史传说亦表明上古可能存在世界体系。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是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玉帛古国”时代，即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受到了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炎黄故事就是这种互动的曲折反映。黄帝来自西方或北方，后来居上，反客为主，逐渐变成了五帝之首。司马迁将尧舜传说和炎黄神话混为一谈，创作了《五帝本纪》，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是两组来源不同的故事丛，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尧舜是夷人的传说，耕田、制陶、捕鱼、掘井、治水、禅让，象征着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兴起；炎黄是夏人的故事，造车、制剑、铸鼎、往来征战无常处，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尚武好战风气的东进[143]。青铜时代以小麦为标志的农耕文化和以马为标志的游牧文化传播欧亚大陆，形成了世界体系。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既是东亚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亦是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青铜游牧文化不仅传播到了欧洲，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文化面貌；而且传播到了东亚，影响了东亚的文化发展。青铜游牧文化的广泛传播增加了东西方文化的同质性，改变了欧洲和东亚的历史进程。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蛮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南蛮北蛮，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学说将中国整合到世界，有助于透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乃至东亚的民族形成与历史。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夏先后说以各种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为基础，从更宏观的时空阐述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新思路。[1]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3]Pulleyblank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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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说一句

转：“周人迁徙：按照周人描述，周人祖先不窋袭父职，继任农官（后稷），但其时夏孔甲帝"好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史记．周本纪》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中也载有：“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前963-前959年从第十八王朝开始，古埃及的新王国时代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霸权，到第20王朝的拉美西斯十一世为止，这一霸权走向崩溃。埃及到了二十王朝以后，一系列的奴隶起义导致国力衰竭。按照西方人的说法，从第21王朝到第31王朝古埃及历史终结，埃及进入了后帝国时代，这一时期又被划分为第三中间期和后埃及两个阶段。“第三中间期和后埃及”叫法其实也并不准确，它反映的是延续2000多年的古埃及文明在周边势力兴起后遭到外族入侵统治后的崩溃消亡的一个长期过程。周穆王西游，参拜黄帝宫，会见西王母。周穆王姬满，为周王朝第五位帝王，穆王曾于十三年至十七年驾八骏之乘驱驰九万里,西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又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做歌相和。即穆王西游年代应该在公元前963-公元前959。周穆王这次返乡探亲显然也把”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信息带回中原，也许他看到中东乱象，从此着手经营东方重建华夏。根据《史记》和《国语》、《竹书纪年》等记载，关于夏亡至少有三次，一是”伊洛竭而夏亡“，二是“商汤灭夏”，三是“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显然这三次夏亡很明显对应古埃及三大事件，一是古王国因为中东大旱而衰亡，而进入第一中间期，二是喜克索人人入侵，古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三是埃赫那顿宗教改革，导致姬周家族出走，步楚人后尘迁徙到东方。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姬周家族出走的时候古埃及（夏）并没有亡，甚至18王朝还并没有灭亡。根据张四维《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一文，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但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周武王为了给灭商找出合法性理由，可能炮制“商汤灭夏“。《尚书》里有说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宣言：“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 司马迁可能搞不明白为什么夏亡三次，把对应喜克索人入侵事件的“商汤灭夏”作为夏亡事件，显然某些故事是出于编造，把太康失国期间发生的事件作为“商汤灭夏”的商代夏故事肇由。但商人来源应该与喜克索人关系不大，到是楚人先祖部落很有可能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时因起兵尊夏攮夷被打散而流落到山西。如果让司马迁去解释“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与“商汤灭夏”是什么关系，估计司马老爷子也晕了，至于“伊洛竭而夏亡”，司马老爷子干脆假装不知。但是对比古埃及史，立即就清楚了中国古籍所有关于夏朝的零星记载都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太康和少康的名字找到了对应古埃及法老的真实名字，真实不虚，又给出了断代标杆，可以回应任何质疑！中国考古学界不可再盲人摸象、掩耳盗铃了！（参考法老列表：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haraohs），另外分子人类学的证据之前已有很多博文论证。分子学的强大证据正是古埃及夏论背后最强有力的可穿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