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民主是世界协调发展的希望

家族民主是世界协调发展的希望

聂斐斌 撰文

一、民主在中国的迷惑

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实施“独裁”统治，并呼吁实施民主的人，可以说在全球时刻存在。然而，到底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可以说，目前难以找到可以打60分的组织和个人！

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越来越厌恶“民主”了，因为为大陆民主献计的人，一开口就是照搬英国和美国的做法，结果受伤的仍然是老实巴焦土的中国民众。大陆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抗争也搞“油”了，不时弄出一些形如书记代表党提名候选人、“等额选举”等“假民主”。所以，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中国搞民主愈来愈难，更有人认为中国无法实施民主！

是的，中国如照搬西方民主，中国就永远没有民主！西方民主意味什么？意味的是共产党能象国民党在台湾那样，放弃在大陆的执政权！然后，再想方设法通过开空头支票取悦民众，以争得选票再夺取短暂的执政权。请问共产党会干吗？回答是：废话！须知：共产党不是某位总书记个人的党，放弃执政权莫说他第一个不答应，即使他答应了，也会遭到全体党员的强烈反对和唾骂！共产党与清朝及以前的执政者不同，它是有政治信仰的。虽说现党内腐败问题严重且正在侵蚀大家的共产主义信念，但应该看到，那种反剥削、反压迫的冲动所转化为爱国爱党的意志，在普通党员和劳苦大众中仍十分坚定。可以说，大陆民众今天的政治理念仍处于“只恨贪官，不恨党”的阶段。对此，早两年兴起的“毛泽东热”就是佐证！人有了信仰，要改变就很难了，他敢于为维持不变去死！这在100多年前，西方还好办，不惜屠杀一切敢死的。但今天花如此大的代价去换民主，中国人不会要，尤为无可奈何的是，核武器注定世界对中国的民主，只能停在口头说说——当真不得，也没人敢当真！！！

中国用不灵西方民主，这还是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决定的。从孔子、孟子到王船山，2000多年给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灌输的“儒家”文化，显著的特点就是如何上获得、运用和维持权力，以至于视“万般皆下品”！父母从儿子生下来就期望和教育“读书做官”；学生读书时心中就想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天下知”不是指的象比尔·盖茨那样有钱，而是要象蒋介石那般有权；家族则通过树牌坊、衣锦还乡等激励机制鼓励靠科举取仕“光宗耀祖”；六亲则盼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了官的人则希望“万岁”与官位“世袭”……

一个华人花了西方人无法想象和估量的代价才获得权力，他会轻而易举地放弃权力？这同西方人爱财富一样，美国绝不会把自己的国库拿出来与“第三世界”平分！儒家文化的权力观还造就了华人圈中精通支配他人的管理学问，以至什么都不懂的文盲天生能做官，并会尝试着用自己过去受管理的方式来管理他人。当然，官员素质的低下也就导致了暴政的产生和民主的更不可能。你越反抗他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镇压你。

显然，中国搞民主不能是西方式的“轮流坐庄”。因为要让共产党放弃执政权的门是关的，而要打开民众的思想意识之门则更难。再就是“轮流坐庄”，需要一个具有“轮”的能力的组织。这不说共产党会遏止。单中国之大也难以成事。此外，中国人与外国人不同，中国人都“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也就是说，中国若放开“党禁”，出现的局面不会是大多数人共建一个党，而是13亿人一夜之间可能冒出13亿个党。

中国走西式民主之路从长远看，必要的基本条件是人们要普遍受到高等教育、拥有能供给自己和儿子辈支配的足够财富，以及有影响力的组织的领导。

对此，今天的美国也未做到。中国只要有穷人就不会动摇儒家的“官本位”观念。台湾人已经算富了，受教育程度不能说不高，它实行普选后的乱象，说白了就处在民众都有浓厚的“官本位”观念上！人们认为权力仍极大地左右着自己明天的幸福，最终表现为对选举的“不适应症”。“官本位”是无法消灭贫穷的。“官本位”就是“仕图经济”的产物。人都希望过好日子，整个国家都是“靠山吃山”的自然经济，致富当然只能盼当官、出官了。所以，中国不从儒家文化、“官本位”与民主的关系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轮流坐庄”只会换得一个独裁政体倒下，另一个独裁政党爬起来！

这也是常说的中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律”！当然，今天的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经济是有利转换“官本位”观念的，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13亿人中如果有1%的人没有富裕起来，“官本位”就还有它的的生存空间（因一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存在着权力过于控制经济所带来的不公，存在着“有权就有市场”的弊端。所以，中国实行民主说一千道一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无须当官也能凭个人的本事、机遇，公平地争得财富。这个财富值甚至远大于为官的奉禄。

人们不再处心积虑地谋求权力，中国推行民主的日子也就愈来愈近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民主工作不应放在如何推翻共产党、如何培植反对党、如何搞民主选举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问题上，而应该把目光集中到如何扩大中国的市场经济因素？如何样通过健全法制，减少权力对市场的操纵，确保财富的获得日益公平？

二、中国家族可托起“东方民主”

中国如何发展民主？笔者认为，应该在大力发展经济以铲除民众儒家“官本位”观念的经济基础外，还应该从传统文化入手，采取主动的行动去改造或转换“官本位”观念。

这比靠经济繁荣的自发性变化，更能加快民主进程。中国从秦始皇到今天的历史是越来越民主的，但这都是自发的慢慢“等”出来的。如何来争取这种主动呢？中国其实隐藏了一个从明朝时的黄遵宪到清朝的光绪帝，再到孙中山和“五四”运动，都未发现的民主制约因素。以至萌芽了的民主又死于“襁袍之中”。这个制约因素就是华人家族的影响力。

华人家族是以姓氏为标记的相同父系血统者组成的有森严等级区别的集团。它与西方人的家族不同的是它有思想性。即用孔孟的儒家思想指导成员的行动。

孔孟儒家思想总的来说是一种先进文化，因它是唯物主义的，它反对天主、上帝、真主等一切鬼神之说。它的政治理念从理想的角度来看也具合理性。即中央集权能快速、集中精力办大事，不需要议会制的争论不休；至于对权力的制约则不是重监督，而重在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即施“仁政”。

这种理念经几千年的传播、修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与共性。可以说，中国的闹民主者都是出国“喝了洋墨水”后泊来的，他们多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改变一个民族的共性需要什么！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西方人讲霸道，东方人讲王道。这表明二者修身立命的世界观是矛盾的。“霸道”即自己利益至上，“王道”即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君主利益。要在中国搞“西式民主”，可以说，充要条件是让中国人都变得“霸道”起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中国文化天然地注定了，人与人不应该是平等的。父与子、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等等，要求平等是“不伦不类”或者“大逆不道”的。所以，按西式标准谈人权，也不会唤起大多数人的支持！中国人的人权观实际上是很博大的。中国人自古至今除了人们的政治地位不允许平等外，什么都可以和谐、平等地占有与享用。西方人恰恰相反，除了要求政治权利平等外，什么都可以制造出不平等。诸如，市场的竞争鱼食、人们的适者生存、财富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等，都是西方人搞的。

中国汉民族的一个特大共性就是——家族创造独裁者！人从娘肚子一生下来，家族、家长就象学堂和教师一般，最先向其灌输儒家文化。许多事如同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言是“娘老子教的”，是在学校学不到的。

一个华人领导一个国家与自己当家长，只有事务大小的不同，而没有管理方式、方法上的根本区别。华人管儿子与西方人管儿子就截然不同，自然也就有了政治的不同。共产党执政大陆后，尽管取缔了家族组织，但家族不同于任何政党和集团，它生命力强到了不因取缔而消亡。源由在于它的最高辈份者不需要选举与任命而天然存在，并且不愁继承人。

这些高辈份者不需要演讲或召开大会，就能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管理核心，形成一种对族众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就是儒家文化得以传承的根由所在。家族大众约定成俗地认同、灌输、执行、拥护“官本位”意识，造成了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家作主，你搞什么民主？所以，中国要搞民主政治便有了一项根本的任务，那就是要让家族大众放弃对“官本位”意识的认同与教育。

从一国的大政来看，家族对民主的阻碍作用一直是隐蔽的。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要搞民主问题竟然会出在家族上。据史料介绍，“百日维新”后，梁启超发现了不民主的问题出在农村，但仍未发现问题在家族，以至到山东农村去兴办唤醒民众的教育。可结果是自己把自己搞穷了、弄死了，民主仍“摸不着北”。

三思，如果家族能营造一种“民主”的环境，情况会发生何种变化？即全族自高辈份到低辈份都不仅仅鼓励“读书做官”；家族与其在无形与无序中形成管理关系，何不允其推行民主，正大光明地选举出领导班子？全族同胞再依议定的规章制度享有平等的各项权力；在今天人们都需要合作组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下，我们何干脆把家族建成同姓的跨县、跨国的经济共同体……

这样做的结果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从娘肚子生下来到日后走上社会，脑子里只知民主，则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要找一个懂得独裁的都难！当然，这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华人世界重新认识家族文化、家族组织，然后，合理设置家族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未完待续)

福建周玉瑞收集2007.8

家族民主是世界协调发展的希望

聂斐斌 撰文

对中国的民主应该这样设计：

1、 修改宪法。规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规定各级官吏取消任命制。从党的总书

记、国家主席到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律由党代会或党组织提名交同级人大会“票决”产生，大力营造竞选环境；规定家族有权监督各级官员，并可提出“罢免案”，而且党组织、人大会认为家族理由成立的（可以举行听证会），必须无条件通过罢免；

2、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族法》（对于非汉民族也仿效推行）。规定家族是同姓间调节关系、理顺事务的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规定在家族中实行名誉理事长（最高辈份中选出）、理事会、全族代表大会“三权鼎立”的民主管理（按照西式民主运行）。家族代表大会代表由18岁以上同胞普选产生，理事长由全族代表大会差额选出；规定家族的管理权限；规定每一姓氏的群居区设为一独立管理单位，但对从该区迁出的跨县、跨国同宗拥有管理权。家族对同胞的管理权是横向的。它不具备也不替代乡、村及以上政府的管理地位。家族的管理不得采用行政强制手段，而只能运用市场手段或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来实施；规定全国各家族可共同组建一个“家族联合会”，负责协调族族间及与各级党和政府间的关系。包括提交“罢免案”。该会由每姓一个议事席位构成，可效法联合国建制，普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规定全国每姓成立一个“家族发展委员会”。成员由各独立管理单位派出，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开展协调工作。

家族是能够促进国家的吏治的。现在共产党的官只有组织监督，所以，他们只怕上级而不怕群众。因群众没有组织形不成合力，所以，群众一方面抓不到官员的“辫子”；另一方面一个人因易遭报复也不敢监督。故，现群众监督近乎虚设！

如果在中国允许建立群众组织，那对官员的监督功能也赶不上家族。因有权的官员可设“诬告罪”想法取缔这些组织。家族是不可能被取缔的，如果国家立法规定了家族的地位，则官员就多了一怕，即怕家族。中国人几千年来号称天不怕地不怕者，但就怕家族，家族不会以任何个人的官级大小而改变规矩，但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遵守家规。即所谓的“入乡随俗”是也。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平生可以不在乎任何外人的印象和看法，但很重视家族的印象和看法。古成语叫做“衣景还乡”，就蕴含了许多心理。

家族参政是全新的“东方民主”，它不需要改变执政党的地位，同时又能保证执政官员真正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进而达到西方民主的一切效果，同时又能消除其存在的不足！

这是因为家族管理者是民选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对其家族内同胞负责，所以，它比一党制下的任何民主党派更能发挥监督共产党的作用，甚至超出西方的反对党。监督效果也更好，因家族通过同胞、姻亲等关系，使监督信息极为丰富和灵敏。那时的政治局面真正是官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家族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不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它与反对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家族不会有执政权的要求。中国2万多个姓，每一姓氏都构成了数十乃至上百个独立管理单位，各地的理事长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不会有成为国家元首的诉求，事实上也不具备驾驭一个国家的能力。各家族只有培养并向共产党组织输送高素质的人才，以为党和国家所用。

从改造家族入手，发展中国民主，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即把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过来，再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实践相结合。

家族参与国家政治，这本来就包含于国家的汉语定义。即“国家=国+家”！这也符合西方和伊斯兰教的政治理念，即“政教合一”。因我们的国是政，我们的家就是代表的“儒教”。对此，呼吁海内外华人共同探讨和完善。大家也应该对这种新的“东方民主”理念充满信心。

一个办事高效率的独裁型执政党，在其官吏改进作风、勤政为民的努力下，能不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用“东方民主”改造西方世界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是中国的友好邦交国，但若打心眼里盼望中国强大的，恐怕难有一二家。有些国家还不断制造事端，把中国妖魔化。这突出的是美国、日本等，甚至还在不断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对此，如何于之斗争及化解军事威胁？亦应列为全中华民族共同思考的问题。

西方与中国的争执，实质是为了经济利益和经济资源的争夺，但它又多通过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借口来表现出来。所以，全中国人都要清醒一点，那就是，中国不采取对策则与西方的军事冲突甚至全面战争，最终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对我们的后人负责，不能再让他们重蹈国破家亡的复辙。所以，“化解”二字实际上是一个很紧迫的话题。

现在到底如何来化解战争？我们如果去参与大国军备竞赛是不明智的。因我们的军工技术与西方差距大，综合国力也不够强。显然，以武易武，中国最终只会伤痛脑筋、劳命伤财，而仍在世界处于挨打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强军策略只能放到“预防”上。对此，人们会担心，我们不强军，而人家已经军强了，如之奈何？三思，我们设想的“东方民主”体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化解”思路。

我们的用兵老祖宗孙武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我们“东方民主”下的家族能“不战而屈人之国”。

中国今天有13亿多人口，占了世界的1/5。按照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所言。中国之苦在于13 亿人全守在祖先开拓的故土里，最终都“变猪”了。此话是否正确，难以验证，但若能出现一种全球每5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布局，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可以无忧矣。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全球最先进的文化，非中国人乐意接受和吸收这种文化。然而，中国文化是“有毒”的，任何民族只要接受了、学习了、吸收了，最终必定变成“中国人”。这尽管肤色不同，但无伤大雅。中华文化的同化作用不是“吹牛皮”，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先例。

事实上，中国今天已经激活了“同化力”，这只是一种自然性的渐进变化而已。中国的同化力最活跃的时期是她经济最强或最弱的时候。强了，外国人要来通商；弱了，外国人要来占领。

要赚钱、要占领，就得学中国话，就得按中国人的习俗来选管理者、来管理中国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等级制度与仪礼讲究，外国人很容易就喜欢上。对占领者而言，喜欢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占领者特别是其下一代受到过份的溺爱，最终必然丧失斗志而还政于华人。

以上所说的是一种无组织、无秩序的自然浸透，当中国有了“东方民主”意识或架构后，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同化将成加速度行进。这是因为“东方民主”能加速中国的复兴，使中国人能以较高的素质走向世界；这些走出去的华人能够按照国内家庭族的民主模式，在异国他乡建立起新的家族组织；母土家族能够长久地保持对海外家族的沟通与影响力；母土政府和家族能够为“儒家文化”的对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与经济后援。这里，我们要学学上世纪的西方传教士的做法，也应该培育和委派出更多的“儒学传教士”。

海外的华人结成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基本团体、有先进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有母土政府和家族的多方支持，再通过婚姻和指导、帮助外国人筹建“儒家家族”。那时，西方人恐怕想不“东化”都难。

西方国家“东化”后的国家政治，不说成为中国的附庸，但起码追求的是与中国政府的和谐。

世界大同了，华人在主导这一大同，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世界不说就是共产主义，但应该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高级的阶段。(全文完)

（此文已在海内外华人社团中引起强烈反响）

家族民主是世界协调发展的希望

聂斐斌 撰文

对中国的民主应该这样设计：

1、 修改宪法。规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规定各级官吏取消任命制。从党的总书

记、国家主席到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律由党代会或党组织提名交同级人大会“票决”产生，大力营造竞选环境；规定家族有权监督各级官员，并可提出“罢免案”，而且党组织、人大会认为家族理由成立的（可以举行听证会），必须无条件通过罢免；

2、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族法》（对于非汉民族也仿效推行）。规定家族是同姓间调节关系、理顺事务的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规定在家族中实行名誉理事长（最高辈份中选出）、理事会、全族代表大会“三权鼎立”的民主管理（按照西式民主运行）。家族代表大会代表由18岁以上同胞普选产生，理事长由全族代表大会差额选出；规定家族的管理权限；规定每一姓氏的群居区设为一独立管理单位，但对从该区迁出的跨县、跨国同宗拥有管理权。家族对同胞的管理权是横向的。它不具备也不替代乡、村及以上政府的管理地位。家族的管理不得采用行政强制手段，而只能运用市场手段或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来实施；规定全国各家族可共同组建一个“家族联合会”，负责协调族族间及与各级党和政府间的关系。包括提交“罢免案”。该会由每姓一个议事席位构成，可效法联合国建制，普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规定全国每姓成立一个“家族发展委员会”。成员由各独立管理单位派出，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开展协调工作。

家族是能够促进国家的吏治的。现在共产党的官只有组织监督，所以，他们只怕上级而不怕群众。因群众没有组织形不成合力，所以，群众一方面抓不到官员的“辫子”；另一方面一个人因易遭报复也不敢监督。故，现群众监督近乎虚设！

如果在中国允许建立群众组织，那对官员的监督功能也赶不上家族。因有权的官员可设“诬告罪”想法取缔这些组织。家族是不可能被取缔的，如果国家立法规定了家族的地位，则官员就多了一怕，即怕家族。中国人几千年来号称天不怕地不怕者，但就怕家族，家族不会以任何个人的官级大小而改变规矩，但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遵守家规。即所谓的“入乡随俗”是也。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平生可以不在乎任何外人的印象和看法，但很重视家族的印象和看法。古成语叫做“衣景还乡”，就蕴含了许多心理。

家族参政是全新的“东方民主”，它不需要改变执政党的地位，同时又能保证执政官员真正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进而达到西方民主的一切效果，同时又能消除其存在的不足！

这是因为家族管理者是民选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对其家族内同胞负责，所以，它比一党制下的任何民主党派更能发挥监督共产党的作用，甚至超出西方的反对党。监督效果也更好，因家族通过同胞、姻亲等关系，使监督信息极为丰富和灵敏。那时的政治局面真正是官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家族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不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它与反对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家族不会有执政权的要求。中国2万多个姓，每一姓氏都构成了数十乃至上百个独立管理单位，各地的理事长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不会有成为国家元首的诉求，事实上也不具备驾驭一个国家的能力。各家族只有培养并向共产党组织输送高素质的人才，以为党和国家所用。

从改造家族入手，发展中国民主，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即把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过来，再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实践相结合。

家族参与国家政治，这本来就包含于国家的汉语定义。即“国家=国+家”！这也符合西方和伊斯兰教的政治理念，即“政教合一”。因我们的国是政，我们的家就是代表的“儒教”。对此，呼吁海内外华人共同探讨和完善。大家也应该对这种新的“东方民主”理念充满信心。

一个办事高效率的独裁型执政党，在其官吏改进作风、勤政为民的努力下，能不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用“东方民主”改造西方世界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是中国的友好邦交国，但若打心眼里盼望中国强大的，恐怕难有一二家。有些国家还不断制造事端，把中国妖魔化。这突出的是美国、日本等，甚至还在不断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对此，如何于之斗争及化解军事威胁？亦应列为全中华民族共同思考的问题。

西方与中国的争执，实质是为了经济利益和经济资源的争夺，但它又多通过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借口来表现出来。所以，全中国人都要清醒一点，那就是，中国不采取对策则与西方的军事冲突甚至全面战争，最终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对我们的后人负责，不能再让他们重蹈国破家亡的复辙。所以，“化解”二字实际上是一个很紧迫的话题。

现在到底如何来化解战争？我们如果去参与大国军备竞赛是不明智的。因我们的军工技术与西方差距大，综合国力也不够强。显然，以武易武，中国最终只会伤痛脑筋、劳命伤财，而仍在世界处于挨打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强军策略只能放到“预防”上。对此，人们会担心，我们不强军，而人家已经军强了，如之奈何？三思，我们设想的“东方民主”体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化解”思路。

我们的用兵老祖宗孙武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我们“东方民主”下的家族能“不战而屈人之国”。

中国今天有13亿多人口，占了世界的1/5。按照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所言。中国之苦在于13 亿人全守在祖先开拓的故土里，最终都“变猪”了。此话是否正确，难以验证，但若能出现一种全球每5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布局，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可以无忧矣。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全球最先进的文化，非中国人乐意接受和吸收这种文化。然而，中国文化是“有毒”的，任何民族只要接受了、学习了、吸收了，最终必定变成“中国人”。这尽管肤色不同，但无伤大雅。中华文化的同化作用不是“吹牛皮”，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先例。

事实上，中国今天已经激活了“同化力”，这只是一种自然性的渐进变化而已。中国的同化力最活跃的时期是她经济最强或最弱的时候。强了，外国人要来通商；弱了，外国人要来占领。

要赚钱、要占领，就得学中国话，就得按中国人的习俗来选管理者、来管理中国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等级制度与仪礼讲究，外国人很容易就喜欢上。对占领者而言，喜欢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占领者特别是其下一代受到过份的溺爱，最终必然丧失斗志而还政于华人。

以上所说的是一种无组织、无秩序的自然浸透，当中国有了“东方民主”意识或架构后，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同化将成加速度行进。这是因为“东方民主”能加速中国的复兴，使中国人能以较高的素质走向世界；这些走出去的华人能够按照国内家庭族的民主模式，在异国他乡建立起新的家族组织；母土家族能够长久地保持对海外家族的沟通与影响力；母土政府和家族能够为“儒家文化”的对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与经济后援。这里，我们要学学上世纪的西方传教士的做法，也应该培育和委派出更多的“儒学传教士”。

海外的华人结成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基本团体、有先进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有母土政府和家族的多方支持，再通过婚姻和指导、帮助外国人筹建“儒家家族”。那时，西方人恐怕想不“东化”都难。

西方国家“东化”后的国家政治，不说成为中国的附庸，但起码追求的是与中国政府的和谐。

世界大同了，华人在主导这一大同，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世界不说就是共产主义，但应该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高级的阶段。(全文完)

（此文已在海内外华人社团中引起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