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
概述
　　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立各种科目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历经1300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有重大影响。
初创
　　在隋朝以前，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各代不同，但荐举任官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奉行“九品  科举考试制度
中正制”，世家大族把持乡举里选，垄断仕途。品评士人、选拔官吏时，强调士庶之分和门第高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加之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存在“官多民少，十羊九牧”，“清干良才，百分无一”的现象，使荐举制积弊暴露无遗。隋朝立国后果断进行改革，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考试。
　　隋朝科举考试属初创阶段，为地方荐举与中央考试相结合。开皇七年（587）定制，每年各州荐举贡士3人入京考试，成绩优异者称秀才。十八年（598）分科考试，当时仅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由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总管、刺史荐举考生。隋炀帝即位后，扩大为包括文才、武艺、品德、治能等方面十科，由文武五品官以上荐举，规定有一艺可取即应采录，且随才升擢。同时设进士科，用诗赋、试策进行考试。这是科举制确立的重要标志。由于科举考试公开进行，有规定的知识结构作为公认的主要录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平等地公开竞争，尽管此制当时尚不完备，但已显示其选拔人才的一定优越性。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朝廷，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被后来历朝所沿用。
形成与完备
　　唐承隋制，使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唐初科举分两种：①常科，岁考一次，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其中秀才科为尤异之科，录取者甚少，高宗时即废；明法、明书、明算考选专业人才，“虽常行，但不见贵”，故明经、进士成为常科主要应试科目。②制科，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制科名目繁多，其中较常见的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科举考生来源有：由各级学馆荐举者称生徒；经州县荐举者称乡贡。乡贡名额由中央分配，上郡岁 3人，中郡2人，下郡1人，有才能者不受名额限制；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均可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逐级选拔到京师，会同生徒参加尚书省考试。应制科试者有现任各级官吏和业已进士、明经登第授官之人，大都由大臣荐举。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当时有才识之士大都愿报考进士科，百人仅取一、二人；而明经科主要考核对经典之记忆，常十取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制科是按形势需要设科，命题大都与政事有关，往往出现有识之士利用策试大胆直言，针砭时弊，提出改革政治主张，其中曾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唐代已有较正规的考试程序与考试规则。常科录取等第一经尚书省礼部试合格后，明经科为四等，进士科分甲乙科，但仅获出身，须再经吏部试后方可入仕。吏部试项目有四：一曰身，指形貌端正丰伟；二曰言，指语言清晰有条理；三曰书，指书法遒美；四曰判，指判案文词是否得当，考察吏治能力。制科分五等，但仅从第三等录取，称甲科，四、五等为乙科；登第后立即授官，升擢较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设武科考试，由兵部主考，课试方法如文职明经、进士考试之制。武科考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以及马枪、翘关、负重等，从考生中录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气且可为统帅者。如文职官吏要求参加武选，则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龄四十以下，强勇且能统率部队之人。
　　宋朝科举沿唐之旧，更为完备。其科目以进士为重，增加殿试，由皇帝亲策。考试内容从神宗起改以经义为主。考试规则在唐“糊名”（密封考卷上姓名）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誉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以保证公正阅卷。考试时“锁院”，严禁出入，以防内外串通舞弊。殿试合格后分三甲发榜：一甲赠进士及第，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赠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登第后即可授官。宋改为三年一考，扩大录取名额，允许礼部试落第举子复试，合格者仍可登第授职。在太宗、仁宗时，还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为由，限制大臣子弟报考，违者即使登第也罢之，以更广泛地吸取中小地主与平民阶层之士子入仕。但行之未久即废。宋代武科先考骑射，而后笔试。以策略成绩决定去留，以弓马武艺定名次高下。 　　唐宋科举考试同样存在封建官场惯有的人情请托、权贵干预等各种弊端，但通过公开考试，鼓励竞争的措施，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扩大了官吏选拔途径，吸收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官府工作。这不仅改变了封建政权官吏的成份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活力，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统治。同时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有利于提高统治效能。当时的名臣、名相、学者、文士大都出自科举，武科中也选拔出像郭子仪等名将。科举考试还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影响社会风尚。边疆各民族政权也相继效仿，通过科举考试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强化
　　明代科举仅进士一科。为强化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控制思想文化，明据元代科举命题取自朱熹《四书集注》之法，规定试卷应“代圣人之言”，以程朱理学观点指导作文。同时规定试卷须用八股文体写作，即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从起股以下，每部分用两股排偶文字，限定字数，故称八股文，又名制义、时文。考试程序也更繁琐，增加各级预考，同时将学校与科举结合。所谓“学校储才，以应科举”。从明朝中叶起，科举地位日重，出现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各地学校为追求科举录取名额，常以儒家经典和八股时文作为主要教育内容，致使大批学生知识单一，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当时有识之士曾将科举考试的经义八股文，比作秦代焚书坑儒，甚至认为是“断送江山八股文”。明代武科举考试承唐宋之制，至明末崇祯四年（1631）始开武科殿试，设武状元。
衰亡
　　以经义八股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发展至清朝，弊端已暴露无遗。清初即有大臣建议改革，但清统治者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将科举考试作为笼络汉族士大夫的手段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除分满人、汉人两榜录取以优待八旗子弟外，余皆承明之旧。乾隆皇帝还指派学者方苞编定明清两朝名家所写八股文，定名《钦定四书文》，刊行全国，供赴考举子阅读。由于死记硬背经书及八股时文即可应举入仕，故参加科举的考生日增。为限制录取人数，主考者常乞灵于考试命题，致使毫无价值、近似文字游戏的偏题、难题、怪题泛滥成灾，考生为迎合考试命题而寻章摘句，死钻牛角尖，科举考试制更趋僵化，成为革新政治、发展科学文化的重大障碍。清朝亦设武科，考试分内、外场。外场试马步射及弓刀，及格后入内试《武经》。清末，火器在军事上应用日广，旧式作战方式和技能已过时，武科考试内容已陈旧。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和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终于迫使清廷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