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长安礼仪文化》（上）

《西周长安礼仪文化》（上）

长安礼仪文化的发展形成              田文棠

　　礼仪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历来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所谓的礼仪，范围甚广，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神鬼祭祀、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管辖、房舍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等等，无不与礼仪有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典章制度和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在内的庞大概念。所以，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荀子·礼论》）。其意思是说，礼仪制度正是为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宗教、人际之间的四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它是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形成的。古老中国真正意义上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礼仪制度应该始于西周时期。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比较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了许多西周时期的礼仪活动和礼仪制度，全面反映了传统的“五礼”，即吉、嘉、宾、军、凶等诸多门类礼仪的基本内含，是研究西周礼仪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西周时期的宗法礼仪文化，就是伴随周人氏族的生存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周人氏族作为一个古老部落，约在夏代后期定居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岐阳周原，故“号曰周”（《史记正义》）。其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于邰（今陕西武功杨凌开发区），到远祖公刘时代，因受东方部族威胁，便在宗之族长的率领和“其军三单”（《诗经·公刘》）的配合下，进行了军事性移民，迁徙到渭水以北的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其曾祖古公■父，又因遭受北方戎狄的侵扰，再次实行武装转移，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境内），世世代代开始从事农耕生产，遂渐形成了“子承父业”、“兄终弟及”的宗法思想和宗族观念，并且保持着氏族内部以父权血缘关系来凝聚、维系每个成员对整个氏族的认同与服从。文王时期，又建都于丰（今长安沣河一带），武王虽迁都镐京，但文王及其祖宗的宗庙仍建于丰，并称之为“宗周”，以作为周人氏族宗法“统承”（《尚书》）的重要标识。
　　西周礼仪文化的形成，也与西周王朝建立前后推行的分封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西周初年，在周公姬旦的主持下，先后于洛邑附近建立了东都“成周”，并在成周等东方地区分封了大批的姬姓诸侯和异族庶邦，以封建亲戚藩屏周室，为周王国的统治奠定了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所以，荀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这种分封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不但将“子承父业”的族权制度推广扩充为“嫡长子继承王位”的王权制度，使王权、族权、神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也使周人与东方土著部族揉合为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的族群。这一新变化，必然使西周礼仪文化，更具等级性的差别和多样性的内涵。
　　长安礼仪文化的思想基础
　　由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仪制度，据《礼记》记载：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典礼三千”。如此庞杂繁缛的礼仪规定和礼仪形式，虽然并非全都出自于周公一人之手，但整体来看，却比较圆满地体现了周公终身力行的“明德立政”、“以礼治国”的文化理念。《礼记·礼器》有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义理，礼之文也”。所以，“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地；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礼记·礼运》）。这就是说，礼仪制度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主要是通过思想“教化”而引起内心的“立定”（《尚书·泰誓》）作用，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和“天罚”（《尚书》）所致。因此，生之于心的诸如忠、孝、仁、义等道德信条，就成为礼的重要标准和要求。由于周礼是在早期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尊尊”和“亲亲”两条根本原则的次序安排上，周礼则更注重亲亲，而后才及于尊尊，这就是先重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而后才及于君仁、臣忠。由孝敬推及忠义，由人伦推及君臣，应该说周礼这种带有早期血亲关系的伦理本质，正是由周公姬旦奠基的，它也正是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周公之所以特别强调“明德”，即“同心则同德”、“同姓则同德”在周礼中的重要作用，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周公正是在“明德”，即明“人之性行”（《左传》疏）的前提下，以礼义来观察各级官员和庶民百姓的德行举止，反过来又以其德行举止是否“和恒（悦）四方”（《尚书·洛诰》）来处置各种社会关系和重大事宜。由此，周公又将“明德恤祀”、“敬天保民”（《尚书·周书》），作为其礼仪思想和文化观念的中心内容提了出来，并反复地加以阐述和解说。从“明德恤祀”、“敬天保民”的含义来看，无论是“明德”、也无论是“敬天”或“保民”，都有一个“恤祀”，即虔诚祭祀天、地、鬼、神或祖宗、天帝的问题。因为只有以庄严肃穆的“吉礼”即祭祀之礼，举行祖宗天帝祭祀仪式，才更能激发人们对早期族权时代血亲伦理的回顾和对同一氏族内部“同姓同德”的感悟。这大概就是西周礼仪文化为什么特别注重祭祀仪式，并无时不举行祭祀或占卜仪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从《尚书·泰誓》和《尚书·大诰》等有关《尚书·周书》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孟津观兵或牧野大战前夕，也无论是在东征平叛或分封诸侯之时，周公总是协助其兄武王或辅佐其侄成王，以异常威严的“军礼”，即大师之礼和大封之礼，或“吉礼”和“嘉礼”向祖宗、天帝表示其“顺从天命”、“恭行天罚”的决心，并历数夏桀、商纣“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尚书·周书》）的罪行，让西土众士和邦族“同力度德，同德度义，万众一心，永清四海”（《尚书·泰誓》），“以济兆民”（《尚书·武成》）。在平定“三监及淮夷”叛乱之后，周公即罢兵西归，偃武修文，“重民五教，惟食丧祭”（《尚书·武成》），即把“民以食为天，丧礼笃亲爱，祭礼崇教养”（《孔传》），看成是“圣王所重”而为之。对于武庚叛乱，周公虽杀了武庚，却让成王册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为宋国国君，采取了以殷治殷的怀柔政策，命其遵从旧典，管束臣民，拥戴周王室。
　　可以看出，西周的礼仪制度和礼仪文化，正是在周公“以礼治国”的过程中，在“明德恤祀”、“敬天保民”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它从“明王道之德”、“明天道之德”、“明人道之德”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以血亲伦理为特色的“道德”文化结构模式，凸显了西周礼仪文化古朴笃信、纯真率性的一面。

 

（上海周海波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