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里诞生的窑上村

家谱里诞生的窑上村

周家鸿

数百年前的中国，有一个明朝，天子的辉煌早已淡漠，而我的书桌里却摆有一本虫迹满布的家谱，家谱对这个朝代的记录，虽然也是少得可怜的，却有一条长长的线，从这其中牵连到了我的头上。

大明天子不知使用了什么笼络手段，或者是他真的荫泽了我的祖先，竟让祖宗们自封为明朝的复辟者，宁愿长期隐居，把一个大明朝深深地埋在家谱里，十多代流传，数百年间，从不敢轻忘。尽管历经了清朝及其以后的乱世和太平，但对于我的祖宗而言，这些朝代都只是“小朝”而已，真正的大朝即是大明朝。如此的轻视，直让一个大大的家族，在以后数百年间沉设，竟然没有人能捞到一官半职。数一数，家谱里从“常祖元世宗”，到“应大朝天子，永胜定安邦”的“安”字辈，也即我辈头上，共十数代人，居然碌碌无为，官没做成，学问也越做越糟，就更不用说定朝安帮了。从世字辈算起，流落云南以后，到一个胜字，全都是在边疆偏僻的村子里做窑贷，日以继日，艰难求生，距离那个所谓的大朝，越来越远。

一

说起来，先祖周稷曾经是辉煌过一阵的，也许也正是这阵辉煌，让他铭记于心，企图感恩大明天子，奢望报效国家，才定下的这一宗谱。

周稷原是湖南宝庆府安乐乡白鸡冲村人，明神宗十八年，稷被钦点十六名翰林学土，五年后，出使山东任督学使者，再三年，又被钦选山西粮道案察，万历三十六年以后的五年中，他先后任河南、广东布政司，之后升任浙江巡抚。时常被明皇钦点，应该是大官了，而且随职位的升迁变化，周稷差不多当遍了大半个古中国的官，可是他在家谱中留下的只有短短十来个字，至于功绩、财物，或者为官是否庸、腐、贪欲之类的记录，一概没有，我们无法品味，自然只有仰望历史的长空哀叹。

算起来，我的脉搏中该流淌着楚地的血，可是我的缘分却在云南，在岩溶山脉阻隔的畴阳河边上，比一比，似乎现在摆在我面前各种风景，都要比那叫作“小石羊桥白鸡冲村”的地方秀丽得多。湖南，我从来没有到过。

祖先们一定是沿着广东、广西的崎岖小路，翻过贼盗出没的苍茫森林，乞讨、或者是节衣缩食，一步步跨过重重险关，历尽千辛万苦，没有一辆马车，甚至没有一匹快马，他们是步行着过来的，那时的云南，肯定是莽林遍布，虎啸狼嗥，满地荒野气息。路途中，他们究竟耽搁了多少时日，或者临时闲居过多少村落，竟没有一个字的记载。

周稷之子元勋也是一位进土，而且目光深远，看到魏忠贤当道，便劝父隐退，“躬耕自食，泉石娱心”，看来倒不是什么贪官。但元勋的两个儿子世泽和世顺，却终因远离都市和街道，幽居山林，世面少见，又缺医少食，长子因病早逝，剩下天性愚钝的次子，那便是我的三世祖周世顺了。

周世顺被文气尚盛的父亲“教以诗书”，却“捍格”，也就是学不进去，到年龄渐大，只好让他去学窑货，以求谋生。不料李自成起义，我这个愚钝的祖先只好沿着静道，来到了云南开化府者腊，在一个村庄里烧窑货，维持生计。自此，周稷是否还有什么亲朋留在湖南，我已不得而知。

祖先们对于清朝的憎恶，从整个家谱里便可见一斑，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夸赞清朝的文字，或者是在那些朝代里，似乎生活都很艰难，恐怕能上学、读书识字者，都几乎没有，周家的血脉里，又根本就没有留存习武造反的基因，更谈何仕途？但后世的周大有却不同于别人，他的创业有了好结果，窑业在他的手上开始兴旺，随后，他把者腊的基业留给胞兄弟，自己又在先祖搬到云南的二百多年后，也搬出了者腊这个自名为“窑上”的偏僻村庄，迁往更边远的麻栗坡县，并又在那儿找到了一片好泥地，做起了窑货，创造了又一个“窑上”村。

到我的曾祖父周永科时，周姓氏族仍然是一大批做窑货的工匠，并且手艺精悍，被广为传项。到我懂事时，我畴阳河畔的家里，桌子上还时常放个土罐，每到街天，母亲便让我装满井水，让赶集的农村人喝。这个土罐便是我曾祖亲手做的传家珍宝。因为我爷爷们正是青年时，国家遇到了亘古少有的战乱，国民党到处抓丁，逼得爷爷们四处逃难，并因此决定了他们四哥弟一生的命运——远远地离开了窑货手艺。

我爷爷聪明些，跑到河岸边一条小街道来，并娶了王姓地主的女儿为妻，就是我的奶奶，因此，虽然自己不做窑货了，但距离窑上不远，为了家里使用，将自己造的坛坛罐罐搬了些来，也才能幸存一些窑货。他们开始做一些糕点销售，换得个“小商”的成份，这就是我以后从小学到工作的表格上，都必须填上的那一栏。二爷生了六个儿女，在麻栗坡城里算是儿孙满堂，成为大户。三爷早逝，只留下一儿一女，儿子便是抄写这本家谱的人士，叫周定铎，按他的叙述，也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了，因为知道自己有病，终生不娶，没有后代，中年便逝世于富宁县的一个小学讲台上。四爷逃到马关一个边远的壮族寨子里，虽然成份是贫下中农，却没有一个子孙能读出书来，成了地道的农民，至今已延续三代，上初中者都很少，他们广种薄收，躬耕务农，过着平淡的日子。我见过我四爷一面，他话很少，一直到前些年去逝，都没看过一场电影或电视。

至此，我周氏的窑货手艺已经彻底终绝，只在砚山和麻栗坡留下了“窑上”的两个村名。

二

做窑货的周大有一定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两年前，我四叔周定忠从曲靖退休，回家时翻出了曾祖父永科穿着清朝服饰的照片，那是他爷爷，在他的印象里，还多多少少留存着对祖父的一些记忆。他怎么也要拉着我到麻栗坡窑上去祭扫，我才得以看到祖辈们的坟墓。坟地里一溜儿排成三排的坟，都是汉白玉或青石雕成的墓碑，共有二十来墓。事隔二百年，周大有的坟已经字迹斑驳，却仍然见着气宇轩昂的雄姿，那旁边，从他的儿子周朝用到孙周天麒、重孙周子贞、曾孙周永科都是我的祖辈了，这个村子由于姓氏单一，这些坟也就保护得很好，并且高大，周围围裹着青翠森林和广阔田地，家谱里的族人们如今过着与世无争的悠闲清淡日子。

如果按如今计划生育的标准来衡量，不论周世顺，还是周大有，恐怕都是罪人了。前两年，我父亲被邀到砚山者腊窑上去立周世顺的碑，那一间大坟两侧，竟密密麻麻刻满了他十多代子孙一千多人的名字，据说，还有大约一半多没有出资修坟，而未刻上名字，更有五百年来已经死亡而没有刻名的，大约二干来人，算起来，应该在五千人以上，如果把不留名的女儿及嫁出去后生育的子嗣一并算，决不会少于一万人。好一个庞大的家族呵！

四

我算是早巳脱离窑货的新一代，又因为酷爱说三道四写点狗屁文章，对历史思考得多一些。祖先之所以选择窑货，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最驰名最具有影响的，就是窑货。瓷器就因为是窑货，才在次字下面安了个瓦宇，中国的英文意译，也就是瓷器。中国的窑贷，从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不同凡响的。每当有哪个陵墓被发现，考古学家首先要查看的，就是有没有窑货。我的祖先，一定也是作过贡献的，因为他们创造的窑上村距离边界很近，生产的窑货，竟然大多出口，销往越南。越南那时叫“小朝”，如今他们出土的窑货中，必然少不了我祖辈的工艺。

那么，我彻底地脱离窑货，对烧制土陶一点也不懂，并且，还冒昧地穿插进文字这个摊子里来，是不是一种忘本?

可是也有一种慰籍，就是，我在走我的先祖周稷热衷于苦读的老路。他之所以当了十六名进士，在中国明朝，肯定也是以文字为敲门砖的，数百年来，他儿子之后，我之前，虽然再没有进士之类高官入仕，但每一辈人，不论怎样贫困，都力求让自己的子孙学文读书，那意图已很明显。仕途并非是每个人都必须走的路，但也不该是一个家族的空白，那么，作为窑货的后代，我尽可以写一些出土的窑货文章，去换回一些快乐，留下一些记忆，并在瓷器文化的优雅熏陶中，享受独属于我这一辈人的趣味，然后，期待我的后辈出现光宗耀祖的仕者。

其实这种趣味不单我一人所有，我相信在这个较为严谨的家谱中，定有一批族人能见得到我的名字，像我见到他们的名字一样兴奋——为文字而兴奋。

五

大明天子带给我祖宗的，是阴影还是光芒，我不会一人妄自定论，但族谱历经几百年，不仅让我们执著地固守并维护，还让我们坚定信念，并企图为它增色，说明它具有很值得流传的张力和韵味。如今的社会，已远非明朝可比，然而祖辈们不断迁徙，游离的历史，直让我产生一层层深刻的思索和幻想。

我读过家谱中无数次的字派排列，深深地记住了那一串代码，并不止一次地思索，我知道我这一代的字辈，应该是“安”字了，后来却都用了“家”字，大概因为世道日变，安邦者己另有其人，无需周姓再努力承恩，应该安置家业了。可是在后面的字辈中，依旧排列着“肇瑞承恩荫，万代启嘉祥”这样的文字，可想而知，那一定是对明朝的念念不忘。不论怎样，祖先们先定家，再安邦的举措，应该是英明的，腹中无食，哪来安邦之举，又哪有我们后代的延续?家如此，邦如此，国亦如此。（3520）

[663000 云南文山州委内州文联 周家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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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鸿

数百年前的中国，有一个明朝，天子的辉煌早已淡漠，而我的书桌里却摆有一本虫迹满布的家谱，家谱对这个朝代的记录，虽然也是少得可怜的，却有一条长长的线，从这其中牵连到了我的头上。

大明天子不知使用了什么笼络手段，或者是他真的荫泽了我的祖先，竟让祖宗们自封为明朝的复辟者，宁愿长期隐居，把一个大明朝深深地埋在家谱里，十多代流传，数百年间，从不敢轻忘。尽管历经了清朝及其以后的乱世和太平，但对于我的祖宗而言，这些朝代都只是“小朝”而已，真正的大朝即是大明朝。如此的轻视，直让一个大大的家族，在以后数百年间沉设，竟然没有人能捞到一官半职。数一数，家谱里从“常祖元世宗”，到“应大朝天子，永胜定安邦”的“安”字辈，也即我辈头上，共十数代人，居然碌碌无为，官没做成，学问也越做越糟，就更不用说定朝安帮了。从世字辈算起，流落云南以后，到一个胜字，全都是在边疆偏僻的村子里做窑贷，日以继日，艰难求生，距离那个所谓的大朝，越来越远。

一

说起来，先祖周稷曾经是辉煌过一阵的，也许也正是这阵辉煌，让他铭记于心，企图感恩大明天子，奢望报效国家，才定下的这一宗谱。

周稷原是湖南宝庆府安乐乡白鸡冲村人，明神宗十八年，稷被钦点十六名翰林学土，五年后，出使山东任督学使者，再三年，又被钦选山西粮道案察，万历三十六年以后的五年中，他先后任河南、广东布政司，之后升任浙江巡抚。时常被明皇钦点，应该是大官了，而且随职位的升迁变化，周稷差不多当遍了大半个古中国的官，可是他在家谱中留下的只有短短十来个字，至于功绩、财物，或者为官是否庸、腐、贪欲之类的记录，一概没有，我们无法品味，自然只有仰望历史的长空哀叹。

算起来，我的脉搏中该流淌着楚地的血，可是我的缘分却在云南，在岩溶山脉阻隔的畴阳河边上，比一比，似乎现在摆在我面前各种风景，都要比那叫作“小石羊桥白鸡冲村”的地方秀丽得多。湖南，我从来没有到过。

祖先们一定是沿着广东、广西的崎岖小路，翻过贼盗出没的苍茫森林，乞讨、或者是节衣缩食，一步步跨过重重险关，历尽千辛万苦，没有一辆马车，甚至没有一匹快马，他们是步行着过来的，那时的云南，肯定是莽林遍布，虎啸狼嗥，满地荒野气息。路途中，他们究竟耽搁了多少时日，或者临时闲居过多少村落，竟没有一个字的记载。

周稷之子元勋也是一位进土，而且目光深远，看到魏忠贤当道，便劝父隐退，“躬耕自食，泉石娱心”，看来倒不是什么贪官。但元勋的两个儿子世泽和世顺，却终因远离都市和街道，幽居山林，世面少见，又缺医少食，长子因病早逝，剩下天性愚钝的次子，那便是我的三世祖周世顺了。

周世顺被文气尚盛的父亲“教以诗书”，却“捍格”，也就是学不进去，到年龄渐大，只好让他去学窑货，以求谋生。不料李自成起义，我这个愚钝的祖先只好沿着静道，来到了云南开化府者腊，在一个村庄里烧窑货，维持生计。自此，周稷是否还有什么亲朋留在湖南，我已不得而知。

祖先们对于清朝的憎恶，从整个家谱里便可见一斑，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夸赞清朝的文字，或者是在那些朝代里，似乎生活都很艰难，恐怕能上学、读书识字者，都几乎没有，周家的血脉里，又根本就没有留存习武造反的基因，更谈何仕途？但后世的周大有却不同于别人，他的创业有了好结果，窑业在他的手上开始兴旺，随后，他把者腊的基业留给胞兄弟，自己又在先祖搬到云南的二百多年后，也搬出了者腊这个自名为“窑上”的偏僻村庄，迁往更边远的麻栗坡县，并又在那儿找到了一片好泥地，做起了窑货，创造了又一个“窑上”村。

到我的曾祖父周永科时，周姓氏族仍然是一大批做窑货的工匠，并且手艺精悍，被广为传项。到我懂事时，我畴阳河畔的家里，桌子上还时常放个土罐，每到街天，母亲便让我装满井水，让赶集的农村人喝。这个土罐便是我曾祖亲手做的传家珍宝。因为我爷爷们正是青年时，国家遇到了亘古少有的战乱，国民党到处抓丁，逼得爷爷们四处逃难，并因此决定了他们四哥弟一生的命运——远远地离开了窑货手艺。

我爷爷聪明些，跑到河岸边一条小街道来，并娶了王姓地主的女儿为妻，就是我的奶奶，因此，虽然自己不做窑货了，但距离窑上不远，为了家里使用，将自己造的坛坛罐罐搬了些来，也才能幸存一些窑货。他们开始做一些糕点销售，换得个“小商”的成份，这就是我以后从小学到工作的表格上，都必须填上的那一栏。二爷生了六个儿女，在麻栗坡城里算是儿孙满堂，成为大户。三爷早逝，只留下一儿一女，儿子便是抄写这本家谱的人士，叫周定铎，按他的叙述，也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了，因为知道自己有病，终生不娶，没有后代，中年便逝世于富宁县的一个小学讲台上。四爷逃到马关一个边远的壮族寨子里，虽然成份是贫下中农，却没有一个子孙能读出书来，成了地道的农民，至今已延续三代，上初中者都很少，他们广种薄收，躬耕务农，过着平淡的日子。我见过我四爷一面，他话很少，一直到前些年去逝，都没看过一场电影或电视。

至此，我周氏的窑货手艺已经彻底终绝，只在砚山和麻栗坡留下了“窑上”的两个村名。

二

做窑货的周大有一定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两年前，我四叔周定忠从曲靖退休，回家时翻出了曾祖父永科穿着清朝服饰的照片，那是他爷爷，在他的印象里，还多多少少留存着对祖父的一些记忆。他怎么也要拉着我到麻栗坡窑上去祭扫，我才得以看到祖辈们的坟墓。坟地里一溜儿排成三排的坟，都是汉白玉或青石雕成的墓碑，共有二十来墓。事隔二百年，周大有的坟已经字迹斑驳，却仍然见着气宇轩昂的雄姿，那旁边，从他的儿子周朝用到孙周天麒、重孙周子贞、曾孙周永科都是我的祖辈了，这个村子由于姓氏单一，这些坟也就保护得很好，并且高大，周围围裹着青翠森林和广阔田地，家谱里的族人们如今过着与世无争的悠闲清淡日子。

如果按如今计划生育的标准来衡量，不论周世顺，还是周大有，恐怕都是罪人了。前两年，我父亲被邀到砚山者腊窑上去立周世顺的碑，那一间大坟两侧，竟密密麻麻刻满了他十多代子孙一千多人的名字，据说，还有大约一半多没有出资修坟，而未刻上名字，更有五百年来已经死亡而没有刻名的，大约二干来人，算起来，应该在五千人以上，如果把不留名的女儿及嫁出去后生育的子嗣一并算，决不会少于一万人。好一个庞大的家族呵！

四

我算是早巳脱离窑货的新一代，又因为酷爱说三道四写点狗屁文章，对历史思考得多一些。祖先之所以选择窑货，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最驰名最具有影响的，就是窑货。瓷器就因为是窑货，才在次字下面安了个瓦宇，中国的英文意译，也就是瓷器。中国的窑贷，从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不同凡响的。每当有哪个陵墓被发现，考古学家首先要查看的，就是有没有窑货。我的祖先，一定也是作过贡献的，因为他们创造的窑上村距离边界很近，生产的窑货，竟然大多出口，销往越南。越南那时叫“小朝”，如今他们出土的窑货中，必然少不了我祖辈的工艺。

那么，我彻底地脱离窑货，对烧制土陶一点也不懂，并且，还冒昧地穿插进文字这个摊子里来，是不是一种忘本?

可是也有一种慰籍，就是，我在走我的先祖周稷热衷于苦读的老路。他之所以当了十六名进士，在中国明朝，肯定也是以文字为敲门砖的，数百年来，他儿子之后，我之前，虽然再没有进士之类高官入仕，但每一辈人，不论怎样贫困，都力求让自己的子孙学文读书，那意图已很明显。仕途并非是每个人都必须走的路，但也不该是一个家族的空白，那么，作为窑货的后代，我尽可以写一些出土的窑货文章，去换回一些快乐，留下一些记忆，并在瓷器文化的优雅熏陶中，享受独属于我这一辈人的趣味，然后，期待我的后辈出现光宗耀祖的仕者。

其实这种趣味不单我一人所有，我相信在这个较为严谨的家谱中，定有一批族人能见得到我的名字，像我见到他们的名字一样兴奋——为文字而兴奋。

五

大明天子带给我祖宗的，是阴影还是光芒，我不会一人妄自定论，但族谱历经几百年，不仅让我们执著地固守并维护，还让我们坚定信念，并企图为它增色，说明它具有很值得流传的张力和韵味。如今的社会，已远非明朝可比，然而祖辈们不断迁徙，游离的历史，直让我产生一层层深刻的思索和幻想。

我读过家谱中无数次的字派排列，深深地记住了那一串代码，并不止一次地思索，我知道我这一代的字辈，应该是“安”字了，后来却都用了“家”字，大概因为世道日变，安邦者己另有其人，无需周姓再努力承恩，应该安置家业了。可是在后面的字辈中，依旧排列着“肇瑞承恩荫，万代启嘉祥”这样的文字，可想而知，那一定是对明朝的念念不忘。不论怎样，祖先们先定家，再安邦的举措，应该是英明的，腹中无食，哪来安邦之举，又哪有我们后代的延续?家如此，邦如此，国亦如此。（3520）

[663000 云南文山州委内州文联 周家鸿]